旧人故事思想起

    我总以为他们出远门去了，会马上回来，那天多么可爱，呵，请别焦虑，他们只是去长长地散步，确实，他们只是出远门去了，会马上回来，呵，请别焦虑，那天多 么可爱，他们只是去远处的山，只是走在我们前面，再也不想回家，我们会赶上他们，在远处的山上，在阳光里，那天多么可爱。

一、从蓝吉富先生的悼念吕澄之死谈起 　　近四十年来，大陆的吕澄先生和在台湾的印顺法师，一直被视为在佛学研究上的「双璧」，是成就非凡的两个高峰。但文革后的吕澄先生，相当沉默，可说全然 脱离了佛教学术圈而隐居起来。印顺法师在台湾的近二十多年来，虽然也大半过着隐居着述的生活，可是学术的研究环境，较吕澄先生为佳，和社会的沟通消息也较 频繁，所以印顺法师的钜着频出，也立刻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的佛教圈流传开来。 　　相较之下，吕澄先生的晚年，可谓寂寞至极！因此，蓝吉富先生在接到北京杨曾文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研究室主任）于七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的来信，说吕 澄先生已于七月八日逝世，享寿九十三（1896－1989A.D.），立即撰文评述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载《福报》周刊，八号，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八 日）。蓝先生除了扼要地介绍吕澄先生的生平，着述和学术成就之外，还特别就吕澄的「风格与际遇」和日本前辈学者宇井伯寿作一比较，指出两人才学相当，而一 落寞（吕），一风光（宇井）且学风的影响，有重大差别。蓝先生因此深有所感地说：

　　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澄这样杰出的学者。……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只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祗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

　　蓝先生文中提到吕澄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梵网经》的批判之外，还提到他（吕澄）：「看不起熊十力的思想及熊氏 的《新唯识论》，认为熊氏思想如『浮光掠影，全按不得实在』，然而熊氏思想却甚受海外华人哲学界重视与欢迎。」面对这样的学术环境，蓝先生为之怅然地说：

　　这些现象不祗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宗教与学术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宗教是否有必然的关涉？

　　读到这段沉痛的文字时，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读完后，马上挂长途电话，与蓝先生谈了良久；但他只能感慨而已！ 　　我个人在佛学研究上，比较注意中国近世佛教思想，因此对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大陆佛教和光复后的台湾佛教现况，皆长期留意。吕澄先生和印顺法师的 着作，不用说，都曾仔细地翻读过了。有关印顺法师的思想，我已撰文讨论过一些；至于吕澄先生的着作，则未正式讨论。如今，吕澄先生已过世，我想就蓝先生前 面提他批评熊十力思想的部份，加以讨论。由于此事关涉中国近代儒佛思想的趋向，至为重大，假如可能的话，是需要专书研究才能交代清楚，我当前忙于其他论文 研究，无法对此细论，只能扼要的提及罢了。希望国内的通家，不吝指教才好！

二、研究史概述 　　有关〈吕澄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在台湾当前可见到此一完整资料的地方是：（一）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世界佛学名着译丛》NO.48，《中国佛教泛论》的「附录一」[1]。（二）洪启嵩、黄启霖主编的《当代中国佛教大师之集》NO.8，《吕澄文集》[2]。蓝先生用的题目是〈吕澄．熊十力论学书信集〉；文殊版的《吕澄文集》，则标明为〈吕澄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因文殊版的资料，一般读者容易取得，故我用文殊版的这标题，便于读者对照察看。 　　其实这份资料，原载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第十一辑 [3]，作者：吕澄、熊十力，题为〈辨佛学根本问题〉。台湾的资料，即由此转载的。不过，台湾出版的熊十力着《新唯识论》语体文版 [4]，在卷下之二的〈附录〉中，已摘述过。只是熊氏并未指明对像是吕澄，且非全引，故一般读者无从知道：向熊十力提出问难的人是谁？ 　　熊十力的高徒牟宗三先生，在其佛学着作《佛性与般若》上册的〈序〉[5][6]， 也载吕澄与熊十力书信论辩之事。但只提熊十力与吕澄商量欧阳竟无死后，「支那内学院」如何处理的事。丝毫未引吕澄批评熊十力的部份。 　　牟、蔡二人，皆是亲熊十力者。吕澄在信中严词批评熊十力，以及熊露出无招架之力的「窘态」（详后），皆非可夸耀于人的光彩事。未多加交代，实人之常情 也，不必深责。 　　但是，自《中国哲学》披露〈辨佛学根本问题〉后，就双方书信内容，加以讨论的，据我所见，有二个人：（一）是大陆专研熊十力思想的郭齐勇先生，在一九 八六年出版的《态十力与中国常规文化》一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五十年来佛教界的批评」[7]，曾概略提及吕澄先生的观点，同时也指出熊十力以「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来应付 [8]。（二）是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先生，他在《新儒家哲学─熊十力??哲学》[9]， 第六章「熊十力??《新唯识论》」，也提到《中国哲学》上的论辩书信，以证明「支那内学院」对熊的反感。 　　结合上述资料来看，学者们提到吕、熊论学书信，仍属稀少，且往往语焉不详，难窥全貌。 　　因此，在本文中，我想将双方的争辩背景、争辩内容和时代的意义二者，分别以思想史的角度，来作一回顾和检讨。 中，也提到吕澄写信给熊十力说：「天台、华严、禅宗是俗学。」牟先生不同意吕澄的「力复印度原有之旧」，责吕澄先生的观点为「浅心狭志之过也」！ 　　另外，研究新儒家的蔡仁厚先生，在其所撰的《熊十力先生学行年表》

NEWYEAR at 2008-3-13 02:13:12

三、争辩背景的考察 （一）争辩的导火线 　　从双方的书信来看，发生争辩的直接因素，是欧阳竟无（1871－1944A.D.） 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病逝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吕澄将讣闻函告熊十力，要熊撰文悼念；熊以「传师之日浅，又思想不纯为佛家」[10]， 委婉拒绝，同时又附有一封熊寄梁漱溟的论欧阳信稿，批评欧阳之学，是「法相唯识」，虽愿力大，惜其「原本有宗，从闻熏入手」。熊不客气的说，欧阳一生鄙宋 明儒，其实宋明儒的「鞭辟近里切着已」，无资外铄，正是欧阳所短，而要学习的。熊还本此立场，指出欧阳谈禅，「不必真得力于禅」；欧阳学解以「闻熏」入 手，故内里有「我执」与「近名」等许多「夹染」；胸怀不够「廓然空旷」，有「霸气」，为文「总有故作姿势痕迹，不是自然浪漫之致也」。熊最后称自己的《新 唯识论》，融通儒佛，自成体系，是「东方哲学思想之结晶」，和欧阳的学问宗旨相比，就像陈白沙 （1428－1500A.D.） 之于吴康斋 [11]。亦即熊认为自己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按：熊曾随欧阳读唯识（详后），平生得力的佛学，实奠基于「支那内学院」就学时期。熊也坦承：「吾师（指欧阳）若未讲明旧学（指护法系的唯识学），吾亦不得了解印度佛教，此所以不敢忘吾师者也。」[12] 既然师恩如此之大，纵然日后为学的取径有异，也不必于恩师新逝之际，这般露骨地的批评。若照常规的中国社会伦常来看，熊之此举，可谓不近人情。 　　信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寄出的，熊不久就发觉信中言语及附信，甚不妥当，在吕澄先生未回信前，又于同年三月十六日，再寄一信，说自己「施知僭妄，幸勿 示人」[13]。但已太晚了！吕澄先生于同年四月二日，回信熊氏，针对「闻熏」一词，提出强烈地质疑 [14]。于是双方正式展开对佛学精义的热烈争辩。 （二）熊对欧阳积存已久的不满因素 　　熊十力生平脾气暴躁，好骂人，是稍识熊者皆知之事 [15]。 但熊对欧阳的批评，岂祗月旦彼此宗旨不同而已，真可谓「不满」、「讥讽」和「怨怼」之情，跃然纸上！ 　　何以熊的当时心态是如此强烈？师徒之间是否有过不快？主因是熊着《新唯识论》和师门立异而起的。自一九三二年《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刊 行以来，不久即有「支那内学院」的刘定权撰《破新唯识论》，由欧阳作〈序〉，发表于《内学》第六辑。欧阳在〈序〉中痛责说：「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 愈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于减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16]。可见其对熊十力立异说的不满！ 　　刘的这篇文章，过去不易寻觅，故见者少。反而熊十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破〈破新唯识论〉》，因附于《当代儒佛之争》在台湾出版 [17]，故知者较多。现因新编的《熊十力论着集》第一册出版 [18]，收有〈破新唯识论〉全文，我们已能据此比对双方论点，才知刘氏论证法度谨严，见解精邃，甚能摧破熊氏要害。其中对唯识学和般若学的文献分析，扼要、明确、熟练，引用中国常规经论来酬对和反驳，亦顺适中节。后来批驳熊的文章，除印顺法师的〈评熊十力《新唯识论》〉[19]， 以西藏正统中观空义驳熊之外，罕有超过者。 　　在此，限于篇幅，无法详述双方初次交手的内容。但自后，熊十力和「支那内学院」决裂，欧阳门下的王恩洋和陈真如等都曾撰文批评熊十力。欧阳本人于一九 三九年七月，在〈答陈真如论学书〉一文批评熊不懂佛法的宗趣──「无余涅盘」，又错解儒家义理，「杂糅孔佛」。同年十二月在〈与熊子真书〉，除了要熊「多 闻圣言，念念思惟」，以生悲智，正解佛、孔之言外，并要熊将斯旨达诸（梁）漱溟 [20]。可以说，熊与欧阳之间，始终存有隔阂的相异观点，加上熊的脾气暴烈，率性任情，自尊心又特强，久历的不满，在论及欧阳时，自会从内潜而外铄。只是在欧阳新丧之余，时机不太对罢了。 （三）吕澄维护师门的心理因素 　　吕澄对熊十力的反驳，也不纯然是思想不同，而是有心理因素的。吕投师欧阳于一九一四年。当时吕澄是十八岁，欧阳是四十三岁。由于追随早，故师徒情份深厚。 　　据许逖先生在〈吕秋逸先生轶事〉一文 [21]， 引述其师方东美先生的话，吕澄初投师时，曾献一纸条称：自愿终身不离师门。抗日战争爆发，「支那内学院」迁蜀避乱，流寓江津，吕澄随侍师侧，照顾欧阳的生 活起居。欧阳生性刚烈脾气甚大。有一次发火，连吕澄都无法承受，而谢师求去。但吕澄走后，欧阳日常生活顿乏人照顾，相当艰辛。不久，欧阳病重，思及吕澄尚 存授师纸条，令人通知吕澄亲自取回。吕澄得信后，即刻赶回江津，投地跪于欧阳足下，师徒相对痛泣，从此未再离师门一步！ 　　溯自追随的初期，迄一九四四年，欧阳逝世为止，师徒共处三十余年之久。欧阳死后，吕澄先生还将「支那内学院」，维持至一九五二年，才宣告退出。此种毕 生奉献师门的高谊，正如欧阳当年与其师杨仁山先生（1837－1911A.D.）的相知和受事业的嘱托。 　　吕澄后来在给熊十力的信上 [22] 说：「论齿，兄则十年以长；论学，弟实涉历较多。弟值竟师，既已寝馈台，贤五载〔弟于宣二（1910A.D.）读内典，民三（1914A.D.）遇吾 师〕。及知左右，又已尚友唐人十年。」换句话说，吕澄虽较熊十力年轻十一岁，但学佛的经验较熊更丰富。在熊到「支那内学院」（1920A.D.）之前，吕 澄参与欧阳经营「金陵刻经处」和校刻《瑜伽师地论》多年，欧阳在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思想成长，乃至研究法相唯识学有成（详后），吕澄知之最深。而吕澄通日、 英、法、梵、藏各种语文，得以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向来依靠常规中文译本藏经的限制。因此，熊遇吕之时，吕已是知名的师 资辈大家了 [23]。原先蔡元培（1867－1940A.D.）要聘吕澄先生赴北大讲唯识（时在1922A.D.），欧阳不放，遂改由熊十力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