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   

台湾联经《思想》第三期                                                               
     八十年代大陸的思想風雲人物甘陽，日前來到華東師範大學參加“全球化文化生產條件下的中國文學研究”研討會，並以“超越西方文化左派”為題做了報告，引起了不少反響。同時他所主編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也初次在大陸出版，加上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所引發的關於“八十年代”的熱烈討論，使得甘陽突然成為一時的媒體人物，多家報刊也對他進行採訪，主題則大多是關於80年代以來大陸的文化政治變遷過程。
      甘陽此次所作報告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在大陸的政治光譜中，他常被歸為“左派”行列，這要歸結到他當年一系列批判“市場主義”的文章。如〈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就以20世紀90年代大陸彌漫的全方位的保守主義作為批判對象。但是他今日的報告，卻提出要“超越西方文化左派”，這顯然與近年來在大陸學院內興起的文化研究主流論述有所區分。
      文化研究在大陸學院內的興起，不過數年光陰。最早是90年代中期，汪暉與李歐梵在《讀書》上就“文化研究”和“地區研究”所作的相關對話，後來不斷有學者加入文化研究的行列。而觀察文化研究的學者主體，大多是過往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如北京的戴錦華，上海的王曉明等人。文化研究之所以在學院內發展壯大，又緣於90年代以後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人文知識份子的邊緣化。從當年“人文精神”的討論到今天“文化研究”的興起，其心理根源來自於90年代以後人文知識份子對社會介入的無力感。“人文精神”的討論雖然在知識圈內熱鬧紛紛，卻因無法與社會具體議題接榫，最終不了了之。而“文化研究”作為從英、美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相對豐富的批判理論，具有學術自我繁殖和擴張的再生能力，反而作為學科建制，迅速在大陸學院內生根發芽。
       檢視大陸“文化研究”背後的政治文化意涵，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大陸從90年代以來，被以“市場主義”為主軸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機制所主導，而文化方面由於大眾文化的繁榮，更被諸如“現代化”、“消費主義”等新意識形態話語所主宰。文化研究的功用在於以大眾文化作為研究分析物件，消解那種種意識形態背後被遮蔽的差異性，從而獲得政治批判的文化能量。
        可是甘陽在報告中卻認為，西方文化左派那些理論，在功能上，和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之間並非是批判與被批判的關係，而是一種變相支撐和完善。中國的文化左派並沒有看到這一點，而是不斷以“底層”、“階級”等概念來重塑社會認知。在他們眼裏，文化研究乃是當代的意識形態批判。但是悖論在於，文化研究的介入，已經從另外一個方面支撐著不斷繁榮的大眾文化。儘管文化研究學者常常會對大眾文化中的某些“議題”背後的意識形態進行消解，但是這一過程，實際上卻帶來與西方文化左派同樣面臨的困境，那就是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最終變成與大眾文化的合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甘陽表明了他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他認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傳統深厚的社會，文化保守主義的缺席是不正常的，而左派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盟才是正當的。在這裏，甘陽基本消解掉大陸學院內文化研究的前提，那就是，一個不以某種普遍文化為基礎的文化批判，往往會被輕易地吸納進大眾文化生產體系之中。放眼西方思想學術界，新實用主義代表人物羅蒂對西方文化左派也有類似的批評。在他看來，詹明信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只是學院左派理論的自我繁殖，與社會生活的改變並無太多聯繫。而反觀大陸的文化研究，雖然以文化批判作為前提，卻放棄了80年代的普遍主義的文化倫理基礎，而接納了後現代某些理論資源，從而以“消解”、“差異”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出發點。正是在這一點上，甘陽與文化研究分道揚鑣。
        甘陽從80年代以反思西方現代性與傳統文化作為他思考的出發點，經歷了對“政治民族主義”的褒揚，到今天重新對“文化民族主義”的認同，都說明了他對現代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現代性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及文化機制，被證明為現代民族國家生存的基本前提；但是在認同與文化上，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性方案，在中國又呈現出極強的消解能力。甘陽之所以在今天重提文化保守主義，超越西方文化左派，正是在於他對現代性的矛盾態度。
      同樣考察文化研究這一新興的學院力量，其參與者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態度，仍然無法逃脫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批判的前提，他們受到西方近幾十年的文化左派理論資源的影響，以“話語政治”、“差異政治”、“身份政治”作為對當下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武器。但是這些話語的背後，卻是典型的後現代文化特徵，即消解傳統與精英文化的正當性。又因為他們直接投身于大眾文化的研究物件之中，從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參與到大眾文化的建設之中，但是由於精英主義的文化基石已被抽取掉，他們越是想返回到文化的中心，目標卻越發顯得遙不可及。
     從甘陽對文化研究所作的批評，可以基本瞭解到，大陸從80年代以後的市場化，不僅生產出一套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由於商業的主導性力量，文化開始低俗化和去魅化。80年代那一代人文知識份子，曾經試圖以普遍主義人文傳統挽回一局，在90年代以後的社會大分化中，終於分道揚鑣。當中許多文化左派，雖然繼續葛蘭西的文化鬥爭傳統，以文化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目標。但是由於他們身處學院，難以對社會文化生活產生大的影響，從而被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迅速吸納，成為大眾文化的修繕者。另外如甘陽、劉小楓等人，則繼續沿著精英文化的路向前行，試圖以重新認識傳統和西方現代性，來激發出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潛力，並認為這樣才可能對當下中國文化進行更為有效的建設和批判。
    這兩種預設的差異，也代表了當下大陸政治思潮的複雜光譜。由於對文化態度的差異，左派立場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結合方式。大陸文化研究學者們，由於直接吸收的是如詹明信等西方文化左派的理論資源，以文化鬥爭的方式對當下進行批判。但是由於大陸學院化的迅速發展，和介入公共生活的能力下降，這種方式最終只可能成為學院內的理論武器。他們也比較少關注到如曼德爾等政治左派理論家關於晚期資本主義的論述。在曼德爾看來，恢復社會主義信譽的關鍵在於，拒絕任何史達林式或者毛澤東式的包辦主義，而繼續以工會、黨、國家作為無產階級解放的真正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知識份子中的左派光譜還相當單一，儘管在民間，已經有不少托派以及激進馬克思主義的聲音出現。不過，由於學院體制專業化的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大陸的知識份子對於左派理論和實踐的看法，將會越來越理論化和務虛化，最終失掉左派思想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