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家的方向

veron 

     无论对于影响华人一代人的台湾民谣而言，还是其精神溯源地的美国民谣，今天都已经走入了历史。就在2005年的7月，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摄的长达四个小时关于Bob Dylan的记录片《没有回家的方向》(With no Direction Home)终于上映。这样的待遇规格以及用这样的形式，都无疑暗示出，Bob Dylan 和他的民谣时代已经呈现出历史遗迹的特征。或许不久的将来，在国内，也会有类似研究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一样的，拿Bob Dylan和美国6、70年代的民谣时代作为研究的主题。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不过这句话似乎对于Bob Dylan而言又似乎不够准确，他承接的虽然是由美国布鲁斯以及欧洲民谣揉合的音乐传统，但是在精神上，他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更像一位游吟诗人，不停叙述着过往的人和事，咏唱着自己内心永无止境的精神流浪。

    就在2004年，Bob Dylan终于出版了他的自传《Like a Rolling Stone》，国内也赶在2006年之前终于翻译出版了这本让民谣迷期待的书，书名《象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取自于他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同样也出现在斯科塞斯为Bob Dylan拍摄的记录片的片头，这首早期的成名作同样也似乎是Bob Dylan的自身写照，“To be without a home，Like a complete unknown，Like a rolling stone.”（无家可归，就象完全的不可知，象一颗滚石一样.）这位来自于明尼苏达矿区的孩子，怀抱着一颗无法停息的心灵，穿过美国中西部，来到纽约。这个时候，民谣的氛围尚在酝酿，虽然前有“铅肚”（Leadbelly）和Bob Dylan的偶像伍迪.加思里(Guthrie Woody)开始奠基美国民谣的传统，但是没有谁能象后来Bob Dylan那样,影响了如此多的歌手和乐团，以先锋的姿态来创作，发表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就如同他在自传中说道，他喜欢的是诗集，拜伦、雪莱以及爱伦.坡，他还曾经给坡的诗歌《钟》谱曲后在吉他上弹唱。以诗的形式来吟唱对人生的一套理解，这是Bob Dylan最让人爱也是后来让人恨的关键因素。在他的歌曲中，他从来不设定一套固定的模式，而就是随心所欲的来表达愤怒、忧郁和恐惧。在他的作品中，比较少能看到后来摇滚音乐的强烈反叛性格，也和民谣曲风的乡村歌曲的那种小富则安的舒逸情调保持着距离，他拒绝别人强加给他的“抗议歌手”的称号。1968年，美国一片动荡，但是Bob仍然保持着平静的旁观者的姿态，自由平等的理想始终是他对美国理想的认知，他似乎从来不想去颠覆什么，他所想做的其实真实的表达自己，虽然这个自己同时可能是这一代人的自己，他只不过碰巧的在那个时刻充当了代表。

     阅读这本传记是需要耐心的，他不是历史回忆录，也不是洋溢着怀旧色彩的散文，这如同他的歌曲一样，是一部诗篇，一部仍然尝试面对自己的作品。如果要给他和他的民谣作品作一个恰当的评价，我想他自己的话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不知道我们处在历史的哪个阶段，也不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没人在意这些。如果你说出真相，那很好，如果你说出的不是真相，那也很好。民谣教会了我这些。”

PS:Bob 和 JOAN BAEZ的关系同样是个有趣的话题，不过写这个比较麻烦点，以后等心血来潮后再写吧。先骗钱再说。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在“人口发展与社会和谐”论坛会上透露，北京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经急剧拉大，贫富差距开始超过国际警戒水平。这一研究结果无疑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感知的实际状况基本相符。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们开始出现消费乏力乃至拮据的状况，这无疑表明，经济改革早期所带来的总量增长效应开始衰退，随之产生的是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蹒跚。由此才会出现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大部分人消费预期以及消费能力持续走低的矛盾局面。

    中国长期以来的改革战略无疑是以经济总量增长为基本前提的，这自然是和改革前中国经济普遍缺乏增长点有关，只要存在一个经济增长点，基本可以带动周边行业的经济发展，也就是大家所常知道的“先把蛋糕做大，自然大家会享受其利”的说法。不过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普遍福利效应的作用开始减弱，大家似乎感觉，一方面国家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周围的富人越来越富，但是一到个人，就觉得收入和支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可支配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弱。这种感觉到底由何而生呢？众所周知，改革之前的收入和分配制度采取“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消费的范围实际十分狭窄，住房、教育等支出都由国家福利的形式弥补了，但是改革之后，随着住房、教育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政府试图退出这几大块传统由国家负担的领域，想改换以市场的形式来运作。但是就改革效果而言，住房、教育、医疗乃至社会保障都无法令人满意，政府半推半就式的姿态和一种畸形的市场化交织在一起，导致个人所承受的经济负担逐年增长，但是从绝对收入增长态势来看，却又是逐年走低，这最终导致了GDP数据和个人生活感受的强烈反差。

    检讨这20余年的改革经验，首先需要破除的恐怕是GDP数值的迷思，一个和谐的社会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是相对合理的收入差距和分配结构和福利保障制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绝对目标，相反，这有限的总量该如何让社会各个群体都能受其惠泽，才是我们最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