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没机会去听META的音乐会，只好跑去看《投名状》，据说此片口碑也不错，不过看完之后，大呼上当，且让我细细道来。
      首先是情节突兀，逻辑不清。影片开头那段徐静蕾与李连杰的“一夜情”简直莫名其妙，而且后面的三角关系也让人看的云山雾水，感情戏不等于床戏，床戏也不等于一上床就切镜头，如此拍片，整个就是莫名其妙。而影片中的主题“义”的表达也十分混乱，里面还加入什么“穷人翻身得解放”的逻辑，更是让此片一无历史感，二无逻辑性，基本上是现代都市情感剧+黑社会的兄弟戏+晚清的时空，基本上是一个晚清的“如果爱”。
      其次是台词拙劣。这部戏的台词和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等电影台词风格如出一辙，就是大而不当，口号一堆，主题太过急于表现，因此用了一大堆台词堆砌，陈可辛的台词设计别的不学，学我们伟大的张导，真是本末倒置。
     战争场面的特效也是传奇武打加特技，如果这样，还不如拍部武侠片。陈导似乎不知道，他处理的这段历史题材，如果挑选好的剧本，本可让主题在历史中有更好的表达，如今却把现代人的视角带入，抽离了时空，也抽离了人性，难以让人满意。
     里面设计的围苏州，杀降兵的情节似有影射李鸿章杀苏州降将8人的历史，当年戈登许诺，却由李鸿章食言斩此八人，戈登愤而欲杀李鸿章。本来此情节有大文章可作，李鸿章爱用智术，此格局已与曾国藩大有区别，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格局之大变。电影用类似情节试图表达兄弟之”义“的悖论，实在是有点单薄和牵强，善和义的冲突至少表达在这三人身上，是很不适合的，也是没有理由的。
    总体评价，此片不如《集结号》，问题在于陈导根本无力驾御历史题材，也无好的剧本作者，而冯导遇到一个好底本，更有刘恒来改编，加上韩国的特效班底和他的一点小聪明，自然要强过《投名状》不少。最好狗尾续貂一句，刘、金、李、徐凑一堆，第一印象就是”十面埋伏“又回来了，唯一的差别是，徐演古装更土，刘演土匪更嫩。
 

  成庆    For《凤凰周刊》，请勿转载                                                            

  12月12日，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向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提出申请，请求发布关于《香港政制改革报告》的声明。这是政府经过数月征询之后，对未来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所作的一个最终报告。特首曾荫权也于当日将这份报告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批示，意味着又一轮香港政改正式拉开了序幕。
就在当天中午时分，曾荫权发表了电视讲话，概要介绍了这份政制报告中主要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普选时间表问题。这份报告虽然承认，有超过半数的市民赞成在2012年实行普选，但却意味深长的补充认为，如果普选于2017年推行，将会更加容易被公众接受。
 原本据分析认为，这份报告将会在明年初出台，可是这次突然公布，颇让人感到意外。就在唐英年在12日下午在立法会发布声明之后，多名反对派议员相继发难。民主党杨森攻击这份报告不符合主流民意，因为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约有56%与63%的市民，支持在2012年普选特首及立法会，明显与报告内所描述的内容不相符合。公民党党魁余若薇则直言报告缺乏新意，缺乏明确的普选时间表。刚刚补选成功的陈方安生，更是连续三次追问报告中所谓的“民主程序”究竟为何，并且认为报告是“扭曲民意”。
  在当天立法会会议之后，大约有15名反对派议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将尽快约见特首，表达他们的异议，并且假如曾荫权不能向中央反映，他们将要求直接向北京方面表达香港市民的2012年进行普选的“真正民意”。
 13日，香港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激烈讨论这一份事关未来香港政制走向的报告。亲中央的《大公报》与《文汇报》均对这份报告的内容表示赞同，认为如实表达了民意。但是《信报》社论却认为，由于普选方案的启动首先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因此目前必须要观察中央如何应对这份报告。而《明报》则以“政制进程又到关键时刻 成败视乎愿否务实妥协”为题，呼吁各派能够达成现实妥协，逐步推进普选进程。
 但是显然，反对派根本无法接受这份报告中淡化“2012年普选”的措辞，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向中央已经表明，2012年普选方案基本可以放弃，而转以2017年作为一个模糊的普选时间表。17日，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份《香港政制改革报告》，要求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回答议员提问。反对派议员杨森、陈方安生的质问都集中在这份报告中关于2012年普选方案是否已被否决的问题上。
出于对这份报告所透露的信息的忧虑，反对派紧急动员，一方面由26名泛民议员联名致函曾荫权与国家主席胡锦涛，表达了“2012年实行普选”的民意诉求，另外则由杨森向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提议，继续在19号讨论政制改革问题，不断发酵这个政改议题。反对派由此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借由立法会的质询，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另外则向中央释放信息，表达“2012年普选”的强烈诉求。
  而身属建制派的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则认为，2017年普选也可接受，不必单单指望2012年就进行普选。而自由党虽然支持2012普选的方案，但是主席田北俊又认为可能性太低，假如能够在2012年实施“高门槛”的普选方案，即加大提名限制，然后再在2017年实施普选，实行“由易到难”的渐进步骤。  
  反对派之所以对此份报告如此反映，自然有其特别原因。2004年4月，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建议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最终在4月26日决定，正式否决了2007年及2008年年实施双普选的建议。并且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明确规定了香港关于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选举方法如需改变，必须首先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也基本上使得香港政改方案的启动，基本上取决于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泛民派所吸纳的民意资源，无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着力点和表达管道。
  因此泛民派此次强烈要求面见特首，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声音如果无法经由曾荫权的传递，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结果。但是曾荫权同样也了解，尽管中央对其保持高度的信任，但是他在特区内的行政事务，同样也需要得到泛民派的支持，尤其是在普选问题上，泛民派在民意方面拥有的“理念优势”使得曾荫权也必须认真对待。
  20日，曾荫权答应与反对派议员会面，陈方安生居然在会上询问曾荫权，“其实大家都知2012无（普选），（特首）可唔可以讲一讲下一步，究竟2017有无（普选）？”似乎可以观察出，尽管反对派仍然要求曾荫权向中央传达2012年实行普选的民意诉求，但是反对派已经开始感受到，他们基本上已经不大可能影响到人大常委会对于这份政制改革报告的审议结果。不过在反对派在与特首见面之后，他们仍然有不断的后续街头行动，包括民主党从23日开始在立法会外的“露营”活动，以及社民连在25日举行的街头论坛，仍然释放出强烈要求2012年实现双普选的讯号。反对派尽管知道2012年基本无望，但是却以此传达出要求普选的决心，从而增加2017年实行普选的砝码。
  但是从中央的角度出发，虽然2012年实施双普选显得过于仓促，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2004年那一次对政改方案的否决，更大程度上是中央对于香港政局不稳的考虑，因此才会强势介入，并且借由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如今曾荫权的治理显然比起前任要强势不少，港人的国家认同在最近几年也逐渐深入，这些都让中央对于政改方案政治风险的担心，要减弱许多。虽然正在北京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已近尾声，我们还无法知晓其最终决策，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可能，中央认可2012年实行政改，但是要求设置一系列的限制，比如保留功能组别，继续由选委会提名与选举，这样既可以不揽上全部“阻挠政改”的污名，也可保证香港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反之，如果继续在普选问题上实行不确定的政策，不仅会加重曾荫权的执政压力，而且也会使得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关系益发紧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也将于29日，即人大常委会会议结束之后，来香港出席政制改革座谈会，相信也将会就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制改革报告的决议与各界人士进行沟通。
  而从反对派的角度出发，2005年的政改方案夭折的教训也让他们明白，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要么是无法全赢，要么就是“零和”。因此这次除了职工盟与社民连等对于2012年实施普选还具有非常强硬的态度，许多泛民派代表已经开始试图谋求一个“次优选择”，即争取明确2017年的普选时间表与路线图，这可能才是目前唯一的现实选择。但是这一切又要依赖于人大常委会对报告的最终审议结果，一旦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泛民派才有可能与政府协商出最后彼此都能接受的结果，反之，假如最终中央给出的是一个模糊处理的地带，那么泛民派还会在普选的基本问题上与曾荫权继续耗斗下去，对于香港未来政治的发展，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成庆  <第一财经日报>

 

     《传奇》曾是一款风靡万千游戏迷的网络游戏，但就是这一款游戏，里面所设置的道具买卖功能就曾让人深为诟病，许多玩家为了成为无敌战士，花费金钱无数，这不仅让游戏最终往“金钱逻辑”的方向发展，而且也让许多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如果说《传奇》只是奏响了以“金钱”换“等级”（网络游戏中的角色以等级衡量强弱）的序曲，那么由传奇商人史玉柱所开发的网络游戏——《征途》则以清楚无疑的态度表明，这是一款适合有钱人的游戏。因为要想在这款游戏里称王称霸，只有投入大量金钱购买装备，加快升级速度，否则按照正常的游戏进度，你几乎很难在里面有任何作为，这款游戏的意义也就几乎趋近于零。
     如果说传统单机游戏只是依靠相对较长的游戏时间来吸引玩家，《征途》这样的网络游戏则是通过更为强烈与逼真的虚拟性，无限期拉长玩家沉溺于游戏的时间，并且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金钱花费。如果夸张一点的说，这款游戏的本质可以描述成“吸血游戏”。尽管史玉柱声称这是为有钱人开发的，但实际上它的进入门槛是几乎为零，随便什么人都可注册，如果真是为富人开发，还不如直接模仿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制，设定一个标准。
     可能史玉柱自己也明白，愿意参与网络游戏而且有沉溺度的玩家，基本上都属于年轻人，而且平均而言，也不大可能是有钱人。但是这款游戏利用了玩家，甚至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未成年人的心志弱点，从而慢慢的掏光了他们的腰包。
     当然，《征途》可以宣称，这完全是一款市场化的游戏，严格按照市场逻辑来运行，至于后果如何，玩家如何沉溺，这与游戏公司无关。这里并不讨论法律层面的问题，因为对于网络游戏的立法，目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约束机制，这使得许多新兴行业的公司，可以利用法律的空间，来完成资本的疯狂积累。
     但是从伦理角度出发，《征途》已经极大了僭越了商业伦理界限，也就是毫无忌惮的利用各种方式来诱使玩家上瘾，从而不断的从游戏过程中收取费用，达到赢利的目的。这让我想起美国政府在从1999年开始启动的对整个美国烟草行业的诉讼，指责烟草公司控制尼古丁含量来让吸烟者上瘾，并且还花费大量广告费用来欺骗青少年。如今烟草行业在多年来的社会舆论与法律实践之后，其危害度形成一种共识，而且被严格的限制。但是网络游戏所产生的亢奋与上瘾程度，并不亚于香烟，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被大型游戏公司任意滥用，依靠一个个网络游戏，从精神上控制着一个个躁动不安的心灵，而《征途》只不过是这个产业链条最为极端的一环。
    尽管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我们很难对其采取行动。但是从社会舆论角度而言，我们却必须对此有所警醒，因为网络游戏的背后，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所阐述的一种“生物性权力”，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来改变游戏玩家的心理状态，并且进而将他们控制在游戏中。因此网络游戏公司如今实际上掌握了控制玩家心理的一种新兴技术，而我们对这种技术的机理与发生机制，其实知之甚少。因此一旦游戏公司没有法律约束，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依靠这种“洗脑技术”来赢利，而反过来还可以利用市场逻辑来为之辩护。
   其实回顾史玉柱的东山再起之路，其策略一直是利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来进行宣传洗脑，如果说“脑白金”是抓住中老年人对健康的一种迷思，那么《征途》则是抓住青年人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想象，从而以虚拟世界逐渐取代他们的现实世界，最终以一种心理置换的方式来让其沉溺其中。
    今天来谈企业的责任伦理，或许对很多人而言，实在太过书生气。但是对于公共舆论而言，自然不能任由市场逻辑四处侵蚀掌控，而要以一些公共的价值标准进行批判与反思，纠正企业的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而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也应正视到，社会是一艘大船，如果企业只是为了利润，而甘愿自凿社会的“船底”，这样的市场是可怕的，也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不知道是上海人听古典音乐的人太多，还是黄牛\赠票太多,以色列爱乐的票市面上只有980的面额，看来又要和META擦肩而过了，不过一年听上一次慕尼黑爱乐已经让人心满意足，这次就不去扎堆了。

       昨天是圣诞平安夜，打着节日的幌子，和MM一起去“柯达”看了场“集结号”，顺便播报一声，网上有很多电影折扣券卖，如果您买到一种可以都用券抵价的票，那么只需花44元就可以看到一场80元的电影，还是相当划算的。

       电影到今天已经引起无穷的争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军事史的角度上，每个人都似乎可以从影片出解读出无穷的含义，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其实一直在回避整理，很多关键的价值内容，都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和得到澄清，一旦当某种意识形态逐渐消退时，另外一种替代性和对立性的意识形态就会马上扑就上来。谷子地的行为在我看来，如果仅仅对于他个人而言，是一种非常朴素，直接的行为，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只不过是为兄弟们给了一个交代而已。他自己并没有和革命的大意识形态存在着那么强的关系，对于他而言，如何打赢战争、保全生命是全部的任务和职责，而那位应该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的指导员，这位带有某些隐喻色彩的“政工干部”却在电影开场，就被轰成两半，而接替的指导员却是一位因怯战而被关禁闭的书生，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整部电影就和“基层建在党组织上”的共产党军队组织策略有了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解放全中国”的政治理想在这里奇异的消失了，只剩下单个战争的胜败与兄弟的死活问题。

      从这里开始，这部电影就是以一个“消解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向出发，但是三场战争结束后，当谷子地退役回家，革命意识形态从门后又神秘的转了进来，因为如何给那些牺牲的士兵们一个交代，这不是谷子地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才能决定的问题，是革命和国家赋予了生命以意义，而不是一个家族式领袖所赋予的。

  如果结合到晚清兵制史，或许会有一个更有趣的角度，天平天国初起时的绿营，是典型的国家军队，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荒废，没有办法有效动员。而湘军则是依靠传统家族的人身依附关系来组织军队，士兵们之所以奋勇，是因为他们尊重带兵之人，象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这些不世出的带兵之人，不过这种以曾国藩为至高无上之领袖的私家军队模式，却由于1858年三河全军覆灭之后，而日趋衰落。以前的父死子代，兄亡弟补的模式，如今已经无法继续支撑湘军。因此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官长，他们人身是依附在官长身上，这称之为“义”，也就是作战是为了忠义，这种意义的提供，才能保证湘军身先士卒。而后期淮军，李鸿章却逐渐以利趋之，所以拿钱打仗成为后来北洋军阀的一个基本特征。

   讲这段历史，实际上是想说明，谷子地作为一个连长，手下之兵的意义在电影中完全建立在谷子地的身上，也就是兄弟之义，官长对士兵负责，士兵要为官长英勇奋战，而当年的那种大革命意识形态在这里是不发生作用的， 我们没有看到豪言壮语式的誓师动员，没有大而无当的政治话语，只有非常原始质朴的的官长与士兵之间的人身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已经被广泛质疑，因为它并不平等，它背后是一种等级秩序和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这是否就是不好的，或许还需要认真考量。

    当谷子地最终去找组织要说法时，革命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审查机制发生了作用，比如，县里要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必须要材料和组织关系来证明那些人的死活是否属实，这在谷子地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他必须要为这些人负责，这是这个团体组织起来的基本关系，他只能最后诉诸于个人无奈的挖掘尸体，来试图给弟兄们一个交代。但是影片的结尾，却喜剧式的一转，让革命意识形态恢复出温暖和正面的意义，国家在最后，重新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你为革命而死，国家就给你一个荣誉，尽管这些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的意义，本不来自于革命意识形态，而可能是传统式的一种忠义的关系。

    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看，今天恢复起这一对意识形态关系的对立，自然无助于重新认识这些士兵们的意义，甚至可能会消解掉他们的生命意义，因为他们曾经奋斗过的目标，有可能最终都被证明为虚幻的。但是在这部电影中，意识形态是无法被完全消灭的，对立也是难以被彻底消除的，就象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我们最终需要面对的是，南北可以和解，但是战争与人性却需要永远的反思，只要时代性的意识形态无法和解，我们最终只不过是想用另外一场战争来替代一种意识形态而言，而身处战争的个人而言，不管是否是主动还是蒙蔽，他们的生命意义将被任意的操弄，这并不仅仅是所谓什么个人的启蒙，而是说，人类很大程度上而言，从来就无法自己决定自己，而我们如果不去珍视这些个人的生命意义感，残酷的事情就会永远不断的发生。

    人们可以很轻易的将战死的人称为炮灰，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真正明白，他们身处其环境，意义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来源各有不同，但是在后世的叙述中，谷子地和他的兄弟，意义都在被任意的摆布，最直接的就是放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架构里，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意义或许很简单，甚至很不“启蒙”，但是谁又能说，启蒙后的“意义”就是真实与正确的呢？  

      

     

          昨夜终于等到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此次上海演唱未见太多宣传，而且还将老狼与叶蓓叫来，凑成所谓台湾、大陆的校园民谣晚会，实际上二者的精神旨趣大相径庭，如此结合，或许是商业上的考虑，毕竟，台湾民谣对于大陆观众，相当碎片与模糊。

         昨天在场外等待同去的朋友时，打量下了观众的年龄层次，最直接的感觉是三十岁以上，20以下的观众相当罕见，或许对于他们而言，蔡琴都属于过气人物，遑论那些闻所未闻的唱台湾民谣的叔叔、伯伯，或许我们也都在不知觉间，成为了另一代人。

          应该说，这次来的台湾民谣歌手阵容，已算相当不错，李建复、王海玲、齐豫、王梦麟、叶佳修、杨芳仪、邰肇玫、南方二重唱，基本涵括了台湾民谣各个时期的典型人物，而且对于我而言，最感满足的是看到了王海玲，听到了那首曾经让我十分喜爱的“偈”，这首以郑愁予的诗为词的歌曲，是我后来重新接触台湾民歌谱系时的“触电”歌曲，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其特殊的含义。昨天的王海玲，似乎还是有点紧张，高音部分明显有点颤抖，要知道她飙高音可是台湾民谣歌手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可是现场表现，则并不算太出类拔萃，比起象潘越云、齐豫、蔡琴这些在后来台湾流行音乐工业里摸爬滚打过的歌手，早期民歌歌手在面对大舞台时，明显表现不够娴熟，但是这却也是他们的本色，台湾民谣的本色，单纯、热情而朴素。

         昨天没有专门的主持人来串场，只是依靠背景大屏幕的影象来过渡，这的确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安排，除了陶晓清这样的民谣推手，少有够份的主持人能将民谣晚会主持的趣味盎然却又耐人寻味。昨天全场晚会气氛开始一般，民谣歌手轮流上台，除了杨芳仪、邰肇玫和台下歌手有比较惊喜的互动，因为台上那位大呼，要听“听泉”，一看就是民谣迷，因为“听泉”这样的歌曲，除非对台湾民谣有特别的喜欢，是不会有所了解的。更让人倒胃口时，晚会中间夹杂的一个什么TMSK新民乐，不仅不伦不类，而且和整台晚会完全不搭调，晓渔同志戏称为广告时间，可谓一语中的。而叶蓓、老狼昨天的出现也让我真正明白，两岸校园歌曲旨趣、意境差别之大。大陆校园歌手虽然接续了80年代文化的余绪，但是格局已经被限定在青春怀念的主题上，出完两张专集后，已显没落之势，因为他们对于时代的主题已经难以把握，而老狼、叶蓓等人，马上就被流行文化工业裹挟而去，老狼的后两张歌曲，除了旋律还存有早期的校园民谣风，歌曲旨趣已经是和其他流行歌曲无甚差别。反过来说，当年唐朝等摇滚乐队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的没落并不单单是音乐领域的，而是整个文化空间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他们坚持，对于这个时代，音乐领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们同样需要思想的哺育，可惜92年之后，学院风气一大变，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也就泯然一体。

       昨夜的演唱会其实高潮在安可部分，众歌手一起串唱了台湾民谣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乡间的小路、就要挥别、今山古道、小草等等，也完整的定义了整台晚会的基调，不过台下合唱者寥寥，只有当也可见台湾民谣歌曲实际上只是间接的影响大陆，80年代经由成方圆这些歌手所带进来的台湾民谣，只是冰山一角，让大陆的流行音乐文化也和台湾民谣的发展史存在一个时差，当时大陆整个社会受到这一股台湾民谣文化影响，但是后来却因为大陆商业文化的奋进，并没有在大陆延续下来，反而最终演变成94年左右的校园民谣风。台湾则也被商业音乐文化所挤压，今天能够回复到如此境地，也算是一个意外了。安可部分的另一个惊喜是吴楚楚最后在观众台中现场弹唱，后来还上台合唱，这位已当上老板的民谣歌手，如今为推广民谣不遗余力，但是如何让民谣精神传续下去，恐怕已经并非是音乐领域所能完成的任务了。

             尽管昨天周围观众动静不大，可是我们还是比较HIGH，不仅跟着一起卡拉OK，鼓掌鼓到手痛，毕竟对于我而言，至少在音乐的本土文化认同上，是属于台湾民谣的。大陆校园民谣虽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塑造了我曾经的一些青春记忆，但是如果放长视野里看，这些昙花一现的民谣背后的内容乏善可陈，只能构成非常私人的文化记忆，而台湾民谣的发生与发展，则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对于这一点，或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吧。

      

 

 2005年，台湾民歌匆匆走过了三十年岁月。在中山堂的那场“永远的未央歌”演唱会，许多昔日的民歌手多年后相逢，泪流满面，他们在那夜似乎重新寻回了民歌的精神。在那之后，民歌手们远赴华盛顿、纽约、北京，只为又一次表达台湾民歌运动的精神。而在12月15日，台湾民歌三十年纪念演唱又将在上海唱响，包括有齐豫、王海玲、李建复等老民歌手都将前来献唱，无疑让人期待。

 何谓台湾民歌的精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必要重新梳理出台湾民歌运动与这半个世纪变迁的历史脉络。最近市面上刚好推出了两本新书，让大陆读者能有机会了解台湾民歌的历史与其特殊的内涵。

“重返61号公路”的《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首先让人感觉奇怪的是作者的笔名，其实它是美国现代民歌关键人物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虽然书中内容并无太多隐闻密辛，不过要知道，大陆读者对于民歌运动的来龙去脉其实知之甚少。当初为了搞清那段对岸隐秘的民歌史，我费劲周折才托人买到张钊维的《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台湾滚石文化，2003年），那本书虽然是学术论文体裁，但今天看来，仍然是关于民歌运动最为详备的介绍。

 另外一本关于台湾民歌运动的书《地下乡愁蓝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则显得更为有趣，作者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从小他就在自家客厅看着当年的民歌手过来过往。这本书记载着他个人的音乐记忆，同时也是台湾民歌那段欢欣路程的一个侧面，片段但却让人感触。

大陆的青年们并没有对应年代的一个“唱自己的歌”的文化运动，但是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左右，大陆却潜伏着一条“灰皮书、黄皮书”的地下阅读史线索。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10月）记载了这一段他个人的阅读史，很多书名对于我而言显得十分陌生，但是我却能够体会到那一代青年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彼岸的台湾民歌运动精神无疑有暗合之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体味。

从理想主义时代到今天的消费主义弥漫，其实不过区区20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套专业化训练，已经无法承担灵魂教化的重任。一代人的精神溃败，使得理想主义难以接续。

这一点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于1987年，在布卢姆看来，民主社会对文化平等化的要求使得大学生已经无心探索心灵问题，这使得美国充斥着一股虚无主义与平庸主义的文化氛围。此书当年一时间洛阳纸贵，销量高达50万册，可谓触碰到这个时代的美国人那根“没有文化”的敏感神经。而且也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本书以及背后的斯特劳斯学派的大争论。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本书曾经有过一个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老译本，不过在当年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布卢姆曾被斯特劳斯送到巴黎跟随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学习，就是这个科耶夫，在法国思想界曾经散发出独特的魔力，不仅影响了象布卢姆这样的外国学生，而且就连法国本土的著名知识分子，象巴塔耶、布勒东以及拉康与雷蒙•阿隆这些人，都被他所讲授的黑格尔讲座而倾倒。巴塔耶曾如此描述科耶夫讲授的黑格尔：“科耶夫的课程将我折断、压碎、杀死了不知道多少次。”

莎蒂亚•德鲁里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赵琦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1月）描述了科耶夫在当代后现代政治意识光谱的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看到了巴塔耶、福柯，甚至还有斯特劳斯的一干弟子。科耶夫的那本晦涩的《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虽已翻译成中文，可是谈及者寥寥，要想读懂这本法国思想界的“秘籍”，或许还需时日。

 对于哲学是什么，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在主流学界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如今成为龙头大哥，地位不可动摇。就象罗尔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也会在书中将尼采这样的人仅仅看作是“文体作家”而已，着实让人惊讶。不过好在哲学总是在竞争阐释中不断发生细微变化。象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我们习惯性将之归类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一派，不作他想。最近出版的谢尔兹(P.R. Shields)的《逻辑与罪》（黄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就是一本让人可以扭转偏见的著作，在作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琐碎语言分析，背后都指向了宗教，其哲学的根基处是一幅犹太——基督教的图景。如此观点，新奇但也充满了风险。我也曾猜测，或许那些在细微处耐心耕耘的大家，难免都会象早期中国朴学一样，认为穷尽字意就可通晓大义，就如同兰克一样，遍搜史料只为重建一个上帝冥冥中安顿好的历史秩序而已。

古典音乐方面的出版物一直颇为冷清，三联书店的“音乐生活丛书”本算个中上品，不过出版社的领导嫌其无法赢利，不断缩减年度出版种类，造成如今偌大一个阅读市场，古典音乐方面的读物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萧条下面，偶尔也会发现几朵鲜艳的小花。马慧元的《管风琴手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是作者的听乐随笔，不过主题基本上都是有关管风琴这个国人颇为陌生的巨型物件，因此阅读起来一半是弥补新知，一半也是好奇使然。要了解巴洛克时期的教堂音乐，管风琴无法绕过，这本书或许你也不要绕过。

 

 

目录

戴新伟：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远   水：政治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   昕："想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

严   飞： 华西村的整合与分化

羽   良：中国人的消费社会离后现代尚远

马慧元：《读书人》拾屑——百年前的文学往事

沈展云：乌托邦死了！乌托邦万岁！

 

话题

成   庆：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

 

译介

莫托克·里奇：猜不透的迷——我们为何阅读？

 

影像

汪   伟： 论摄影（二）

 

来信

言　一："独立阅读" 2007 年 11 月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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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琐事多，荒废此处有些时日，写BLOG大抵是需要专注的心思的，如果精力分散，自然不会从早到晚思考一些九霄云外的问题，但是有趣的是，如今看来，稻梁谋于我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苦苦纠缠的议题，反而有了更为明确的位置，即无论之为何等急迫，都只是临时性的，只能完全以工具性态度应对，它于生命意义而言，无非是一个维持与延续的前提而已。

      最近听了一场周五音乐会，很久没去了，只因周五如今都要上课，之后还有一帮朋友人等，在STARBUCK等地聚合一起参加“老鼠会”，海阔天空。上周音乐会前半场水平较差，大提琴演奏技术方面错漏太多，自然谈不上太多享受，到是压轴曲目舒伯特PIANO TRIO NO。1，演奏的颇有趣味，小提琴部分一听便知水准不俗，查阅资料才知魏韵乃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提琴手。不过一直想听现场版的PIANO TRIO NO。2 D929，不知道何时能有机会。

      今天去新校区上课，顺便去图书馆借书，受985形象工程之惠，图书馆买了大批外文著作，可惜新书均放在参考阅览，无法外借，VOEGELIN的全集近在眼前，却不能带出馆外。今天将《朱子新学案》借到，奇怪的是钱穆著作大陆大多出齐，只是这本重要的《朱子新学案》却未见重版，让人不解。

       最近一直在读冈田武彦的《阳明学与晚明儒学》，感觉相当之好。尤其作者在序言中道出其研读阳明学之初衷与心路历程，让人心有戚戚，日本学者虽然有不少痴狂劲，但是他们与佛教之亲近，使得不少学者的心志方面颇有过人之处，反而是中国学者之无法比拟。旁人看日本，均道其资料详实，功夫之深，我却感觉到的是其学者之心志不同，可见是自取一瓢饮而已。

       最近读到王荆公一段话，颇有感悟：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主乎？故曰神非圣不显，圣非大不形，比天地之大，古人之全体也。

       所谓“大”，当是指孟子所言，充实而有光辉者之谓大。什么是充实而有光辉者呢？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细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