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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February 严重失误 关注台湾问题这么久,这次我的判断失误,而且是严重失误。当然,不仅我一个人失误,陈文茜、李敖,包括前陆委会主委之一的苏起,他们也都在阿扁废统的事情上犯下判断错误。李敖在“文茜小妹大”里还建议国民党采取反制战术,就想当年公投法通过一样,采取放水战术,逼迫蔡同容最终放弃提案。而这次也建议国民党采取漠视态度,从而应付阿扁的统独牌。
但是今日阿扁以非昔日阿蒙,总共任期已经为数不久,台湾的政经社会,早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在这浑浊中,他寻求的目标,早已不是全台湾人对他的认同,而是未来他在台湾本土历史的位置,这样一个定位,使得他不断的和中华民国的宪法进行蚕食战术,从而试图在法理上消磨中华民国的印记。而大陆近年来指望美国抑制阿扁的策略也开始无效,因为长期游离国际环境的阿扁,已经主动疏离国际世界,甚至放弃美国的维系。这样一个近乎疯狂的作法,或者是为了成就阿扁和麾下深绿部分的台湾主体想象,但是台湾一岛,格局且小,既无法与当年郑成功割据一地的历史空间相比,而他也似乎只能在台湾深绿群体记忆中,来成就其田横自刎的历史形象。这样一种试图割裂历史的自我想象,对于阿扁自身,到无关紧要,但是事关两岸人民的福祗,实在令人担忧。 26 February 小早川伸木之恋第8话即将出炉哈
23 February 校园文化与青春悲剧PS:今天看到一则地方新闻,新闻报道本身自然让人注意,但是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读到那位死去女孩子的聊天记录(http://blog.oeeee.com/nfdsbwwl/archive/2006/02/22/9965.aspx),读到最后那句:“我叫顺琼。15岁,就爱美,不喜欢文静。喜欢疯狂。最爱的人是哥哥,老公。讨厌的人是大米。有一点点喜欢恶魔。你要记住哦。”
我突然觉得很震惊。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对人的好恶那么分明,直率。对爱有渴望,对温暖有需求,但是可是这样单纯的女生,却无法抵抗住人世的复杂,最终选择了自杀。那背后所蕴藏的人生的悲凉,让人难受。
载于24日《南方都市报》
成庆
青春花季,本是人生最好的时光,莘莘校园,也算的上成长过程中的精神乐园。我们在少年时所感受到的种种欢欣或者无奈的情绪,无疑都将成为未来每个人的美好回忆。但是我们如今却能感受到,校园里潜伏的一些消极的暗流越来越强。因早恋而自杀,与同学发生纠纷而导致的校园暴力事件常可见诸报章,去年报纸上就刊登过一名学生因为早恋而被班主任当众羞辱,而愤然自杀的报道。而最近在东莞某中学,一名初中女生写下遗书后悄然自杀,遗书中写道,她是被同学逼迫致死。这一说法虽然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证,但是校园中正在弥散的那样一种人际间的不和谐气氛,已经隐然若现。
死者已逝,引起亲朋无穷哀思,我们自然只能默道节哀。但是这背后所反映的校园中的问题,却不容我们回避。为何如今校园中的悲剧日益增多,以至于他们都来还不及尽情的享受青春? 在接受采访时,该校校长回应说,如今孩子受网络影响很深,死者可能也受到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一解释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对于学校的领导者而言,将责任归结于社会,固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是对于学校本身的责任,却有推卸的嫌疑。这里并不是想追究某人和某学校的责任,而是对于现代这个高度转型的社会而言,校园与社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少年越来越成人化,学生越来越社会化,这样一个趋势,直接原因当然是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底下,校园文化自身的建设,则理应成为各个学校领导者必须考虑的重点。 在今天的中国校园里,中小学弥漫的基本是升学的压力,大学里则充斥着就业的紧张氛围。因此中小学里,基本是以升学为导向的知识教育,虽然也开有思想品德方面的课程,但是那些知识,大多停留在书本,少有一种实践的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道德习惯很多是必须要在生活中实践才能真正接受,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因此国外学校中,要么以教会团体,要么是以各种慈善团体或者志愿者社团,常常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这些组织的活动,并不是偶然性和动员性的,而是一种规律性和自发性的。因此学生在长期的团队活动中,可以慢慢接受书本中所提到的“善良”、“诚实”、“正直”的道德观念,以至成为日常行为的指导原则。而由此营造起来的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可以使得学生在心灵最脆弱的时候,抵挡住社会上的一些黑暗面。 而今天很多学校里,学生由于直接面对社会,因此在他们的道德塑造过程中,校园里由于文化建设的不力,导致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常有误判,以至于校园里也弥漫着一股戾气。那位女学生的自杀,固然无法确认同学的逼迫是否是直接的死因,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同学之间的陌生和冷漠,她情绪的波折甚至无法被周边同学感觉出来,以至最终无法挽回。 在自杀前一天晚上和朋友的聊天中,她说:“我叫顺琼。15岁,就爱美,不喜欢文静。喜欢疯狂。最爱的人是哥哥,老公。讨厌的人是大米。有一点点喜欢恶魔。你要记住哦。”这个平淡句子中所发散出来的那种纯洁与绝望夹杂的感受,让人唏嘘。 21 February 如果爱 出门帮一个住很远的老师修电脑,回来已是疲倦不堪,在地铁上读着读着Timothy Brook的"Confusion of Pleasure"的英文本,读着读着,读出了倦意,地铁通道里不断闪变的光影,激不起任何的感觉,这个城市常常就是如此,空洞但又变化多端。
回来和羽良老弟聊天,他传来一首歌,学友的“如果爱”,一边听着歌,一边听着羽良谈着他的往事,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那内心深处的有些敏感点,别人难以体会,难以触及,但是有些共同的情绪,却能互相揣摩和体验。
有些往事,有些旧人,随着时间,似乎慢慢的消逝,我却常常突然回忆起,那样一个清晨,那样一个夜晚的某些心酸痛楚的情绪,有时候回忆随时而起,但是又突然让你难以面对,那样一种面对过去的腹背受敌,或许只是人生常态,但是人的命运,就是非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盘桓挣扎?
分手了,大家都是路人,复合了,大家继续向前走。但是又有几人敢于面对过去的那些痛楚,告诉自己,那是应该自己承担的,我们或许不敢如此选择,或许因为不爱,或许我们宁愿挑选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未来,但是却放弃了可能发展的一个过去。这样一种选择,或者是我们对爱都太挑剔,或许我们对爱都还充满了希望,但是满街的人群中,又有多少成对成双对爱还存有理想,又有多少人只是经受不了岁月的催促,匆匆的陪伴了另外一个人?婚姻本是一个交易,爱情或许也是某种交换,或许任何东西都经不起我们的盘算追问,但是或许,或许有一些人,愿意只是追求那样一种纯粹的感受,那样一种选择,而宁愿让自己被时间摧残,那该算是幸,抑或不幸?
听着羽良的故事,我可以了解只爱一个人的那种激情和无奈,因为那样一个人,可能并不如你一般爱着你,也可能不会永远陪伴着你。但是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她和自己的未来?不过他还是很幸福的,那样一个曾经和他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中所分享发展出的来情绪,让他还能延续至今,还能去回味当中的百般滋味。而于我而言,那些过去,都已经成为历史,面对她们,我想的的只是过去,在我和她们之间,没有未来,仿佛两个世界,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让人揪心,却让我们难以重来。
经常告诉自己,要告别过去,但是在自己的种种情绪底下,旧人故事构成了生命的基本底色,或许这样的结果,是永远无法开启新的生活空间,但是或许我们都还需要时间,来让记忆褪色,以至于让我们都能天真的以为,我们已经过了三生三世,前世的回忆虽然动人,但是毕竟不属同一世界,毕竟无法并立。到了那一天,不管我的感受如何,是否追逐到真正想要的幸福,那么于我而言,都是温暖的,因为我毕竟真实地拥有了一个酸楚欢欣夹杂的过去,但是那一切只是回忆,是我永远无法踏回过去的过去,而我只能不断的向前走下去。感谢羽良老弟愿意分享他的情绪,于他而言,有的或许是心底最为脆弱的体验,但是于我而言,何尝不是勾起我的很多回忆呢?如果那算一种无奈,我希望未来那可以还给我们一些期待。
如果爱
每个人都想明白 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 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 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 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 如果这就是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哦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 困惑的心流过的泪 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你当时明白 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 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 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 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 如果这就是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哦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 困惑的心 流过的泪 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就是爱 20 February 高校不是利益共同体原载于 新京报 2月20日 成庆
近日,湖北省物价局、湖北省财政厅和湖北省教育厅联合下文,确定从今年起湖北高校取消重修费。其实湖北的这一举措远非首创,今年年初,同济大学就已经规定,以后不再收取重修费,而学生可以选择是补考还是重修,而同济大学对此的说明是减轻学生负担。不过湖北省的这一纸明文,除了减轻学生负担,其实还有背后更深的考虑。 重修制度实际上滥觞于高校招生并轨之后,在那之前,各高校均只采用补考的制度,学生考试不及格只需要交纳少量补考费重新考试。但是从高校并轨之后,各高校则采取学分制,因此也衍生出重修的举措,学生一旦考试不及格,则要交纳不菲的重修费,去重听一遍课程。笔者在武汉读本科期间,所在高校还未实行学分制,因此有算有人补考,微薄的补考费根本不会引起同学的讨论,但是同时段就已经并轨的华中理工大学的朋友,却向我抱怨重修费的高昂。毫无疑问,经济上对学生造成的直接压力是征收重修费的直接弊端。但是问题却并未那么简单,学生的经济压力在求学期间本来尚算正常,毕竟奖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也在慢慢的开展,虽然惠及有限,但毕竟是聊胜于无。 这里的核心关键在于,虽然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改革,自有其多重考虑,但是同时也将高校引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将自身完全利益化,尽管我并不认为,当初设置重修制度纯粹是为了经济因素,但是事实上的结果则是,高校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寻找到牟利的一个捷径,以至于后来欲罢不能。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并不在于向社会收取教育费用,而在于它引入的利益机制最终改造了高校的办学逻辑,最终使得学生成为一个个只具备经济价值的顾客,而忘却了校园承载的另外的使命。 而湖北省取消重修费用,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另外一层隐情。就早在2004 年5月,湖北省财政厅、监察厅、教育厅、省收支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对全省教育系统收支两条线工作清理检查的通知》,开始整顿高校的财政纪律,而在 2005年,开始在湖北高校中实施《湖北省高校财会集中核算 (试行) 办法》。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些财政举措本身,无非是规范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纪律,但是其背后的意义,就在于由于教育产业化的推行,高校开始已经开始向企业模式过渡,开始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以撰取利益为行为导向,对于大学而言,学生无疑是最合适而且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牟利对象,重修费用的征收无疑是高校丰厚的财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湖北省高校取消重修费用,无疑是喜忧参半。喜则是重修费用的免去固然可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但是忧则是在于,目前种种对于高校的制度改革,似乎都是对策性的方式,而缺乏对高校办学理念的重新反思。固然今天对于大学生而言,读书费用高昂乃是首要之问题,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如何在高校中获得符合其交纳费用的教育,才是未来长久受益之根本。 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刊文报道纽约城市大学(NYCU) 的成功经验,其以大面积免掉学费和提供奖学金的办法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从而最终培养10 位诺贝尔奖得主。对于大学而言,一时的收益得失固然重要,但是假如堕入利益共同体的逻辑而无法自拔,却忽视了培养人才的使命,那才是最让人担忧的关键所在。
18 February 小憩 本来给自己下死命令昨天必须完成翻译,一天内除开吃饭见一个朋友下楼的时间,闷在寝室里埋头翻译,眼看到晚上12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段,安替开始聊他的纵横计划,这边刚完,羽良又来聊感情生活,在聊天声中,我花了2个小时把最后一段终于搞掂~今天起床后润色一下,然后考虑交货,17000字啊,同志们,字字血泪。翻译绝对是个辛苦事,尽管文章主轴很清楚,但是翻译起来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不过基本算是完满结束咯!
今天起床还要写阎云翔的新书《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的书评,这本书颇有意义,值得好好写写,也和我这么久关注私人情感主题有很紧密的关系,可以借此发挥一下哈。
上海简直就是绞肉机,不知道这几天瘦了几斤,明天得去踢踢球了,活动活动筋骨先。
WHY WORRY Dire Straits Baby I see this world has made you sad Why worry, there should be laughter after the pain Baby when I get down I turn to you Why worry, there should be laughter after pain 16 February 恐慌 翻译了一天,有点累,本又想早睡,但是还是无法入眠,继续看凤凰台拍的《80年代的早春》,不知道为什么,看完以后很难受,但一时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把过年写的一些随笔寄给台湾一位熟识的老师,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他的文字和气质中获取生活的某些精神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性格以及旨趣上和他有着很多的类似点,因此我特别能理解他文字中的那些痛楚和无奈,尽管他写的常常只是一些学术的议题,但是那背后孕育的激情和理想,却让我百读不倦。今天,他给我回了信,信中说,“文章留着,到了年纪更大一些,感触会更悲凉。人生是很残酷的事,但是何以如此,我还说不清楚。”
一个年过半百的学者,依靠激情和理想生活奋斗半生的人,到最后还是感受到悲凉的情调,于我而言,这是莫大的震撼。人生的残酷,本是我们所习以知晓的事情,但是当残酷开始进入到你的内心,以至于我们都能预料到人生的那种种悲情结果时,那样一种残酷,才真正展开出它最为摧毁性的力量。而我这一个月所体会的种种凭吊儿时岁月的情绪,并不在于那些朋友们的现实处境,而在于我真实地感受到时间于人而言的那种残酷性,它在当时提供给每个人以青春的想象,但是最终却将这些想象不加分辨的统统埋葬,就算人自身了解这样一种预期,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
想到这里,我才能更为真切地了解那位老师投入大量心血,来翻译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这两篇演讲,他曾几度勉励我认真从事翻译,也举他自己作为例证,特别谈到翻译韦伯时,他特别有感触的是读出的那种人生的惊心动魄。这一译本我已经读过数遍,有时候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将韦伯与那位老师混淆起来,那字字句句,分别是他自己“和血吞”的心声,只不过借了韦伯之口。
读读这段文字,“到了今天,这类妥协和相对化,在宗教中已是‘日常生活之事“了。于是昔日众神从坟墓中再度走出,由于已遭除魅,他们不再表现为拟人的力量,他们企图再次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又一次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可是对于近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最艰难的是去面对这种日常生活之事,而犹贾勇自持。所有对’体验‘的追求,皆源自此一软弱;之所以称之为软弱,是因为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而无能正视之,即为软弱。”(《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180-181))
我喜欢一再地读某本书或者看某部电影,或者我觉得那些东西正好切入我心灵中最想表达的某种东西,我也试图通过我阅读或者观看的对象来将它同样表述出来,我们虽然不断的在了解其他人的经验,但是有一些经验是你自己固有的,难以更改的,我所要作的是不断唤起它的出现,阅读韦伯和那位老师的文章,常有这种呼唤感,到底为何,我也不知所以。
有时候难免会恐慌,比如今晚,但是经常又不知道恐慌来自何处,金钱,家庭似乎也不足以让我如此焦虑,或许是当我逐渐了解到,人生的有些困境永远无法消除,人对自己的一些精神许诺永远无法被时间所兑现的时候,这才会让人感到手足无措,满目苍夷。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身的这种情绪,或许也没有人知道。
关于“站台” ps:在网上看到明尼苏达大学一位教授对《站台》的评价,摘选一段出来,文章主要是从技术上来看,但是有一些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特别是文中引用的巴赞的话,比较到位的刻画出站台中县城中的时间感。
Jason McGrath
在《站台》的主题中,“期望”和“失望”之间的张力可以从影片竭力描绘划时代历史变化的方式上看出来。片中大量使用琐细的甚至是无聊的事情。对于镜头节略的使用成为现实主义风格的主要构成,贾樟柯曾经描述过他是怎样一步一步将能够造成明显效果的叙事进程缩减到最小化,转而让观众逐渐注意到历史变化和个人变化的结果,却不一定要知道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倾向有助于加强逼真性:因为我们会看到身边生活中的变化,却几乎注意不到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发生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了结果。类似的方法让人想起巴赞在电影《德西卡》和《罗塞里尼》中对省略的赞誉:“空白的间隔,空旷的空间,事件中不曾让我们看到的部分,所有这些就是实质本身:犹如石头隐没在建筑中。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在《站台》中看到的人物生活近似于巴赞所说的“电影时间”或者 “影片持续时间”(就像他引用伯格森的话),其优越性在于不是根据剧情需要而是依照“生活时间”来组织时间——时间的历程就像生活中简单的延续,里面有更多的日常片断和静止状态,比一段戏剧化历史变迁时期中的重大事件更加无聊。因此,《站台》中省略的重要性就和超长的长镜头使用相伴而生,那些长镜头旨在描绘时间中的片段而不是为了叙述事件。这种风格化的结果就导致了历史-地域设置上的独特洞见,透露出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改革时期的中国作为宏大叙事的包罗万象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是偏远小县城里作为生活经验的真实惰性——这种惰性因其与“四个现代化”的官方报导相对立而更加显眼。《站台》和《小武》在风格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自描述的历史时期之间的不同造成的,变化的重点则在于试图用一种乡愁的诗学表达对十年的时间跨度进行虚构。导演预算和人力资源的显著增长无疑也为他能够更彻底地实现自己的美学想像提供了条件。无论如何,《站台》中的现实主义审美倾向与贾樟柯早期任何一部作品都大不相同。
13 February Shanghai! Shanghai! 终于爬回上海了,早上10点半的飞机,晚点到下午3点才起飞,也创了我晚点的记录了,在武汉又被晚点一个小时,今天这趟行程,真是拖的我欲哭无泪。
寝室里书山书海,拥挤不堪,又要开始常规工作了, 这半年的事情不少,又要一件件的开始处理了,有论文要完成,有翻译要继续,还有书评要开工,还有出国的事情还要等结果。
不知道2006年底,人在何处,心情又会怎样? 11 February 又是夜半 今天又被几个朋友叫出去吃饭,临别宴席而已,酒喝的很少,本也想早睡,但是大概天天迟睡,生物钟紊乱,看完《冰壁》第四回后,还是没有一点睡意,小区边上的KTV,总是这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在喧哗,只好爬起来写点。
冰壁本来是井上靖的小说,但是电视剧改编的很好,既有原作的人道主义情怀,也加了不少感情戏的成分,可谓是现代商业媒体运作成熟的典型模式。玉木宏和鹤田真由的表演都还不错,特别玉木宏,感觉比在LAST CHIRSMAS里成熟多了。另外想提的是日剧的配乐,我觉得真的很棒,不光是著名的SENS,还是久石让,每部日剧,不管他们是从西洋歌曲里找来的,还是自己创作的,都搭配的很好,比如在ENGINE里配的AEROSMITH的歌,包括大量使用CARPENTER的歌,都很贴切。最近日剧档里,小早伸木之恋和冰壁的主题曲都不错,值得一听。
说到流行歌曲,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受台港音乐影响至深,但是奇怪的是,今天大陆的流行音乐创作,仍然弥漫着一股俗气,或者说是草根气,流行音乐本身虽然是要迎合大众,但是它也是要具备一点点文化气息,大陆现在的流行歌曲,歌词不光俗白到底,而且词本身的写作也缺乏韵味,实在差劲。
记得小时候听流行歌曲,还是受姐姐的影响,她长我六岁,80年代末期,我还记得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流行音乐之前,我就开始通过姐姐接触到港台流行音乐,这主要是因为她一位同学的亲戚在台湾,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搞来了很多港台原版的磁带,我记得当时还没在大陆唱红之前的潘美辰,以及当时国内恐怕很少知晓的高明骏以及张清芳,我都很早接触到他们的音乐,不过高明骏一直不红不紫,虽然也有很小众的歌迷,但是从其唱歌特色而言,他到是有点时运不济。
早期台湾流行歌曲的走向,显然受台湾民谣运动影响甚大,比如蔡琴,在柴可拉汗期间,尚是戴黑框大眼镜的学生娃,以及后来的很多流行组合,比如大小百合、南方二重唱,都遗留有很强的民谣色彩。更不要说后期流行音乐制作人,如梁弘志、李宗盛等人,更是民谣的精神后裔。因此要理解台湾后期的流行音乐走向,台湾的民谣史你不可能略过。
从我现在的记忆来看(很多都已经不准确),当时香港和台湾的流行音乐基本没有交叉点,香港主要以粤语歌为主,如当时红的发紫的许冠杰,包括温拿五虎阶段,我们所能听到的香港唱片,基本都是粤语歌曲,其实当时港乐只是LOCAL文化,并还未辐射到大陆,而和台湾流行乐的交叉也很少。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跟着姐姐买了很多的磁带,最早买到的谭校长的专集,几乎都是粤语歌,我当时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认歌词,来跟着唱,不过后来也磨练出唱粤语歌的一些技巧,以至于读大学时去唱卡拉OK,还被误认为广东仔。不过那时候也会间或夹杂一些国语歌,比如我记得”风雨的街头“就是一首国语歌,那时候还经常和姐姐一起嘲笑谭校长的咬字不准,不过那种怪味的国语发音,其实也蛮有韵味的,现在再听谭校长,常有不知今昔的感觉,廉颇老矣!
香港流行乐开始大规模接受国语歌曲,恐怕还是张学友唱吻别之后,而对于张而言,也是一个事业的分水岭,尽管我认为早期张天王的粤语歌要比后期的国语歌精彩的多,但是市场的无情,总比个人的趣味要紧的多。比如”夕阳醉了“,”李香兰“都是粤语歌中的极品,”偷闲加油站“前奏中的响指声,至今还不绝于耳,从发烧友的术语来说,都可以听出耳油了!
不过张天王的粤语歌曲并没有发展下去,到是后来的李克勤与黄凯芹,比较好地延续了谭校长的粤语风格,我至今仍然偏爱粤语歌,恐怕是当年的流行音乐接受史所造成的,而李克勤当年被谭校长钦点为接班人,也不是无缘无故,现在再去听听”眷恋“、”深深深“和”月半小夜曲“,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粤语歌阐释的那么淋漓,我想这可能是和粤语本来就是古音的缘故,它能够将带有诗韵的词,唱出一番风雅出来。而黄凯芹这位香港中大的才子,本也是个中翘楚,不过和李克勤一样,半途退出,导致歌坛数年无人,引得我等人空留惆怅,而到今天二人又重新复出,需知今日之年代,远非80、90年代可比,歌词好坏已无人考究,大规模的造星工业,已经将香港台湾的流行乐市场,变成快餐模式,左麟右李固然可以让二人赚的钵满,但是其实他们应该了解,他们只不过是贩卖过去而已,他们今日已无法拥有往昔的荣光。
最近几年,香港乐坛往身者不少,哥哥、梅姐、罗文,都是那一时代的巨星,我等有福,在其极盛时一路跟踪,也算成长记忆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到底这些流行文化对于我等有何影响,至今我也不知所以,几首歌曲,到底对我们的成长发挥过什么作用,实在难以解说。我记得当初看完射雕后,和姐姐每日习唱铁血丹心主题歌,我不知道,是否那些流行音乐中所描绘的情绪和状态,曾经塑造过我对爱情,对人生的某些看法,比如今日再聆听那些歌曲,仍然会不断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那种力量,不光是来自回忆的冲动,而是确实有某种观念上的契合。而我们所在学校里所听过的音乐课,除了苏武牧羊和满江红,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忆,音乐本身就是教育,或许我今天的某些价值,是经由那千百首港台流行乐的歌词,化入心中。
不过有趣的问题是,那一代的流行歌曲,在内容和趣味上,到底拥有了哪些特色?我想,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研究的题目,应有人作过研究,可惜我并没有关注,无法在此引用,不过按照直觉来看,去掉早期港乐里比较本土化的地方小调,整个港乐的兴起,基本是香港面临一个社会和经济重构局面的时候,我想港乐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这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某种关联,就如同我们在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中聆听到的是台湾的悲情意识一样。
10 February 资本主义,韦伯和民主ps:翻译几近一半,但是翻译过程中仍然不时感觉文风不能确定,翻译的过程,信固然是第一层级,但是我或许太过心急,老想进行某种修饰和变换,因此翻译出来有时候反有反面效果,把引言部分贴出来,假如有热心朋友愿意,不妨帮忙一读,看看有无晦涩拗口之处,我也好作进一步的修订。
阿兰 斯科特 Alan Scott
引言 在阅读关于韦伯对于现代性以及现代制度的态度的种种争论时,人们会迅速地感受到“韦伯”这个名称似乎只是其他什么事物的替代品而已,危险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学术或解释学意义上的议题—对如此著名的理论家所作的“正确的”或者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是民主、自由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这一点有时候是清楚的,比如当大卫•比瑟姆(David Beetham)论断说“韦伯的问题无非就是自由主义自身的问题”(1989: 322),在这一点上,或许人们可以补充道,“这只不过是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在一些当代社会科学的争论中,韦伯明显扮演着一个管道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立场进行贯通,或者借此,我们自身对于现代性的态度也可以形成和重塑。 有两个此类的争论一直同时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个发生在那些关注韦伯对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态度的政治科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中间。尽管如今无人正经其事地来暗示他的政治分析正当化了纳粹的上台,但是仍然有一个强有力的说法来认为韦伯是反自由主义甚至是反民主的。 基于对这一立场的不满,一些政治理论家,如大卫•比瑟姆(David Beetham 尤其是在1974年),还有近来的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 1992),他们将韦伯诠释成一个复杂的现实主义自由派,也就是比瑟姆对韦伯所定义的“一个没有自由派价值的自由派”(1989:312)。第二个争论主要是在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中间,他们主要关心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态度,旧有的对韦伯的标准论点是,他是一位现代化理论的先驱者,而这一论点已经被一种主流解读所挑战,也就是将他看作成一位对“现代性”持有矛盾心态的理论家,或者是一位充满悲剧感和文化悲观主义的理论家。出于如此的理解,他才能够被他的同代人,如尼采,甚至是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家们或者福柯来对他作回顾式的阅读。 尽管这第一个争论确实涉及到了韦伯的社会学,第二个争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的政治分析或者只关注一篇著名的政治论文,“以政治为志业”(1919a),而该篇文章则是和他的社会学关怀相关的。尽管这是一个绝妙而且合理的解释性策略,它也对于韦伯的一般性观点给予了足够的洞察,但把韦伯定义为政治思想家还是不够充分适当的。我并非意谓说,在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韦伯与作为有点严肃的政治评论家的韦伯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与其相反,这些方面都必须融通起来进行理解。 尼采/福柯忽视了韦伯后期成熟的政治分析,或者只是按照《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关怀来看待这些政治见解,他们的诠释低估了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韦伯的价值,同样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韦伯”的意义,即他的“科学性的”著作有时会发生作用,或者也偶尔会被外部竞争所影响,他同时也饱含着对公共生活与世俗事务施加影响的愿望。在其后期的政治著作中,仍然存有尼采式的术语,例如ressentiment 甚至还有Herrenrasse, 而且那里面还遗留着饱受争议的矛盾心情与悲观主义的印记, 但是这些文稿同样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如对制度设计,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代议制政治的关注。韦伯为其自身定位的隐喻角色,并非是不断摇动现代性“铁笼”栅栏的那样一个浪漫反抗者,而是一个负责的以“饱受世故的人”(ein Mann von Welt/weltmännisch)自任的角色,甚至有点暴躁的来指摘敌人的天真幼稚和在一战中暴露出来的德国政治领导的弱点。 此处我想考察韦伯后期政治分析的内涵,并不仅仅通过他的政治立场,而且也要凭借其社会学,尤其是其对于现代社会,或者用当下更为人接受的说法—“现代性”的态度来进行理解。我并不期待或是企望能对以上两场论争有所助益。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杰出的学术文献,但是在韦伯的政治观与其社会学之间,仍然要作一些关联性的工作,或者说,至少有必要对此进行强调。 作为当下的考量,韦伯之所以显得饶有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仍然是洞察当下政治与社会议题的资源。本人所主要感兴趣的那些政治评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国家,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论述,展示了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的问题所在。它们由此激起的回应已经远超出了其原本所关注的那些当代议题的范围。 借助这些文本,我们将探究韦伯对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里的现代性的态度。此处我们所发现的“韦伯”,对于正在展开的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持有的是近乎无畏的态度,而并非那么悲观。 宽容 13号回上海,一个月的时空转换,对于我而言,怠慢的是论文和手头的几件工作,但是获得了却是对人生的另外一套看法,那样一种理解,已经无法用某一种表述来概括,如果硬要来回答,我想,或许用“宽容”来概括比较恰当。对过往的一些事情开始真正释怀,曾经因为某种原因被伤害或者伤害到别人,或许有的人,你永远无法当面说声对不起,有的人,你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愧疚,那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就如同对于上一段感情,尽管于我而言,构成了生命中十分独特的一次体验,它曾经让我以为,我的生命本身就如此之顺利,就如同我成长的童年一样清澈见底,但是那一夜的分别构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次契机,我或许不应如此正面的评价失恋对我成长的意义,但是我绝非否定那份感情本身,而是试图告诉自己,人与人的相聚分离,本不过是人的一念之间,这些偶然性的选择,最终分别塑造了未来我们双方的人生旅程,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分享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都要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结果,都要相信我们都是在追逐真正而纯粹的东西,只不过我们恰好错过,虽然这一切听起来那么的伤感,那么的遗憾,但是没有遗憾的人生不是人生,那是属于神的领域。这一切也让我再度确认懵懂中学会的某些人生准则:“珍惜”与“感恩”是那么的重要。
我知道她可能看到这个BLOG的内容,我和她的见面也无法再有涉及到这些方面的谈话,分手后还是朋友,这本来就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是我回忆了过去的种种,却遗漏了第一份感情的记录,这并非是我心存疑虑,而是总想多点时间来清理那段记忆。我并不想忘却那几年的时间,因为它已经深入我生命的脉络里,但是我不希望那成为我未来生活的负担,毕竟人生是需要向未来展开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绝望、沮丧、茫然、到麻木,直到今天的某种释怀,时间固然功莫大焉,但是这也是我一年多来,苦苦思考人生的某些面向所获得的零碎感受。它让我破除了对“结果”的迷思,多出来的是对感情的一些希望,因为我仍然确信,感情的首要前提固然是异性的吸引,但是长程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分享和体谅,如果我在那一段时间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缺失,那只能自我检讨,毕竟人是无法作到那么完美,就如人生本身一样。
回忆了那么多,就如同“重庆森林”中的梁朝伟,对着那条毛巾,不断的唠叨,好在这里本非公共领域,我的这些私人呓语也没有引起那些或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们的反感和抗议,甚或勾起了几位朋友的“八卦”欲,我想这本非我的错,我无法在这里树一块“八卦者莫入”的标志,因为这些唠叨,大多是在一些莫名的情绪下写成,它夹杂了太多的个人体验而无法公共化,它也无意成为纸面文字来获取发表。对我而言,这是我某种程度的心灵感受,假如说我曾经有那么真实的面对过我的心灵,那只能推到1995年那一年,我阅读帕斯卡的〈思想录〉时,那个时候摘抄了无数格言,因为〈思想录〉本来就是段落体结构,很适合摘抄和引用,但是那时的心灵感受经由这么多年的体验,重新回到原点。只是,现在的我,无意纠缠于那些文字本身,而是真正体会到,作为人而言,体验与思考,本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务,无法适应现代这个理性计算的社会,但是于我而言,这样一种投入产出的乐趣,却只有吾心自知了。
还有两天,我还有几个故事尚未写出,上海那座高度变换的城市,恐难容许我再有闲心消遣这些散漫文字,只好趁着这两天,陆续写下吧。
06 February 工作AGAIN 回家之前,是按照上海的工作学习节奏来想象家里的情况,一个背包、一个皮箱 ,三分之一是写论文的资料和书,可是一晃20天,除了看了一点书,喝了三斤酒,见了N个人,什么都没做,眼看又要回上海了,工作强迫症又开始发作,还有一篇ALAN SCOTT教授关于韦伯的文章需要翻译,一定这四天之内完成,希望写出来,能自我监督一下。
开始工作喽~
写BLOG的时候突然脑子里想起DIRE STRAIT 的音乐,可惜手头上他的全集都掉了,只好想象一下满足满足。 01 February 匆忙 今天又买好回上海的机票,明天还要回到以前曾经生活10年的县城一次,还要在档案馆查点资料,和父母的相聚似乎也很短暂,出国的消息仍然还没有结果,RHODES教授来信说专门给系里写了推荐信,真的很感激这个视真理为生命的老头,这么热心地为我张罗,虽然我和他,本来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但是讨论到对道德,对真理的看法,我们却能获得很多共识,不同的是,他活得仍然纯真,充满活力;而我,却似乎常常活在一种怀疑的心态之中。CHEEK教授也来信说还要继续等待委员会的最后结果,一切都尚未确定,但是家人却已经开始操心假设我出国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何告诉他们,本来他们还能宽容我还在攻读一个似乎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国外文科学位,就已经让我心存感激。对于出国,我也没有太多的激情和想象,展开的新生活虽然陌生,但是却充满了不确定,对于一个快步入30的人而言,新的生活只是让你用相同的眼光去看一些陌生的事物,那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外在于你的。因此对于出国的结果,我都能坦然接受,古人言,宠辱不惊,可惜我连何为宠辱,都已经分辨的不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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