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一朋友的忌日,众人邀约在网上献花祭奠。这一年来，时常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但却无意为其生死多作感伤抒怀，生者自悼，大多只是以己为参照，去卯定死之可怖。最后或许要么陷入自怜的窠臼，沉溺在“他年葬我当是谁”的文人趣味之中。我一直想写的，或许是想跨过我与他之间的存在藩篱，继续思考当年与他讨论却未能深入的生死问题。

         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事实上已经感受到依靠过往的乐观与豁达难以应对生死之际，在春节前的那次探望中， 我们提到了梁漱溟，谈到他的佛家底蕴，当时也向他推荐了刚刚出版不久的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事实上，当初推荐此书，其实也希望他能在这次磨难之中，尝试抛开过往坚硬的世俗生死观，转而去理解基督教、甚至佛教的生死论。今日回想，时间对于他而言已经如此奢侈，他也无力将其思想更为推进一步，惜者如此！

          在其往身之后，我却常有意无意的尝试追问，有没有一种立场可以让这位朋友得以解脱，有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可以让生者在面对生死时，能够心若澄明。如此思考下去，最为方便的途径自然是基督教与佛教。其实在推荐给那位朋友的《人的本性与命运》中的开篇，尼布尔就说，追问人生价值以及意义问题，这一追问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发问者试图站在生死之上的基础上，而试图超越生死之上的途径，要么是自杀，要么就是选择佛家以涅磐与寂灭的方式来超越生死，以超越的立场来看待生死。不过这样一个立场，对于那位朋友而言，我深信是难以接受，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多次表白的人生哲学，乃是一种地道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群，而且他所试图去阅读的基督教，也是期盼救世主对其困境进行拯救。

         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群，尽管难以达到超越生死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容的看待生死。如果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精神之不朽是在与身体之速朽的对立中产生的，而现代人之最为大的问题，则在于对物质世界的预设根深蒂固，拯救首先乃是从肉体开始，因此也难以从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汲取营养。而基督教则仍然是以上帝这一超越人之肉体生死的角度来理解个人之有限，世俗的拯救乃是要信仰与安心接受这一上帝主宰的结局。但是从黑格尔之后，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人性理解已经难以被颠覆，自然与物质形体基本上奠定了理解生活的关键，我的那位朋友，毫无疑问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生之快乐在于形体之行动，死之悲哀是在于依靠物质世界也难以征服那必然的命运。

       但是道安有云：“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饵以养生。”因此要用佛教寂灭的生死观去超脱，势必就要接受物性本无的假设，这对于那位朋友而言，分明是一条无法继续的道路。而道家所讲的炼丹养身，本质上却是认为形神相依，而这一路羽化成仙的观念，对于一位沉疴日久的病患而言，难免显得过于奢侈。

       论到此处，分明是已经无路可走。儒家一路，是否也可力助那位朋友参透一二呢？常有云者，孔子乃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正统，大体都是鲜谈生死，对于佛家轮回说，更是避之不及，程颢更是说，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

       最近读到王阳明之《徐昌国墓志》，内容颇耐人寻味，徐昌国乃是正德年间之大学博士，早年爱好辞章，孜孜不倦，但后遇道家著作，感叹道：“弊精于无益，而忘其躯之毙也，可谓知乎？巧辞以希俗，而捐其亲之遗也，可谓仁乎？”于是开始修习道家，安于玄虚，后听说早年沉溺释老的王阳明来京，故去拜访，但王阳明对其所谈论之摄形化气之术，始终不发一言，昌国催问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王阳明有何秘密不愿示人，经过如此逼促，王阳明才有以下这段回答：“谓吾为有秘，道固无形也；谓吾谓子非，子未吾是也。虽然，试言之。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内巨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己矣，而奚所趋舍于其间乎？”昌国闻之，大彻悟，蹶然而起：“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几日之后，昌国复来访致谢曰：“道果如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远，则何如？”守仁回答道：“悸乎？”曰：生，寄也，死，归也。何悸？

      此后不久，昌国去世，王、湛二人前去奔丧，昌国长子说，其父临死之际，正襟危坐，托付后事，其子哭，昌国却笑说，“常事耳。”临死前，以手指在长子伯虬手中书划“冥冥漠漠”四字，神气依然不乱。

       读到此书，忆朋友所言那位过世朋友临终前书写也是工整严密，不见散漫，心中或许也开始释怀。儒家对死之态度，在于投入之，接受之，如此，才有可能将生死循环当作旅途与归家之意，当对死之不可回避有大彻悟之时，或许才会坦然接受，并且临死不乱。而那位朋友，虽然不言儒书，不谈气节，但是在那生死瞑际，却能最终坦然接受生死，在那一时刻，我们方能明白，有的人生迷雾，或许需要实践去澄清，不可苛求之。

       写作此文时，重又翻读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里面掉落一张不知何时插入的书签，上面乃是胡适所题之杜甫诗句，“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