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说我工科背景并不明显，我宁愿将它看作是一个表扬，事实而言，我在工科方面并无太多天分，而最具有哲学思辩性的数学，也一直是我较为头疼的，尽管一直对物理，特别后来对宇宙物理学有过一阵兴趣，但是也最终放弃，如果阅读，也只挑选数学模式比较少的部分。而本科所学的电子技术的课程，我最感兴趣的到是模拟电路，后来的数字电路我到不是很喜欢，模拟电路中带有浓浓的古典意味，就象高级发烧友从来就要烧胆机，要听出那原声味道，数字电路无论你的采样率多高，对于敏感的人而言，那当中的代码间隔总会察觉出来，只不过我们常会说，某某录制太过冰冷，某某录制太过见细，我的听音技术就是在大学我那帮疯狂的同学中间锻炼出来的，他们自己作音箱，淘WALKMAN，在经历过无数次的SONY，AIWA监听设备的熏陶后，我开始能够准确分辨出不同耳机型号的特色，不过不知道今天是否还能跟上时代步伐，HI-FI设备，需要的是金钱和时间，过去的我，至少还能勉占一方，但是今天时间与金钱对于我而言，都是奢侈消费了。

         后来也自学经济学，学到中级微观，也曾经一度迷恋经济学的种种分析方法和视野，但是骨子里一直是人文与科学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可能是阶段性的“西风压倒东风”，不过今天来看，那种种的谁压倒谁，问题不在于人文与科学本身，而是我们自身并无法通盘平衡人类作为完整性的个体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与世界的视角。最近写论文，涉及到大量儒家看待自我与道德论述，进而重新读了读梁漱溟的东西，收获颇丰。但是这里不能不隆重再把史华慈再次介绍，对于这位美国学院里的思想家而言，他已经开始被遗忘，虽然他的书一本本被翻译近来，他早年的成名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也终于出版成中文。而明天的博士课程，就要开始讨论他的部分内容。今天读他的几篇文章，内有几段颇点睛的内容，选录出来以作分享：

     社会的原料是人，而人都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那么，人的哪部分属于工程师，哪部分属于自己的原料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大部分的人属于原料领域，这一回答在当时即已出现，并以修正的形式进入到当代世界。心理学的感觉论者提供了一个“消极人”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是一个消极的个体，其最基本的需求完全是由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来型塑的。就像工程师要求基本的原材料成为适于其目的的道具一样，工程－技术取向在处理复杂的人类社会问题时也依赖于高度的简化，将人（或者说大多数的人）塞进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它强调人对安全的需求和生理需求——趋乐避苦——的满足。由于这一模式的流行，古老的道德观念——人是一种在其所当是的应然（"ought" to be）与其所是的实然（actually is）之间挣扎的造物——从人们的视野中轻飘地消逝了。

--〈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史华慈

    我有不少读书的朋友，有理工科出身的，有社会科学出身的，大家时常都会说，人文与科学应该如何协调平衡，大家似乎都默认各自的合理性，事实上，要真实理解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紧张，并非是撷取几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就可以完事，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它们的基本视域是向外的，在这样一个HORZION的牵引下，我们无论是读历史和文学，最终都是外部性的，个人心灵的部分最终都会简化成外部视角下的自我形象，因此不在于你是否是读文学，还是读历史，而在于，你是否形成了一套流动性的认知视野，在我看来，这套视野的形成，大部分可能需要一种领悟，而非读书勤奋所能达到，因此粱漱溟能看出胡适所无法洞察的内容，史华慈能看到中国人所无法觉察的华人文化的心灵困境，这些种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检讨。

PS：最近写论文，灵感颇多，但是限于时间，无法有效整理，不过这些问题都十分有趣，值得追踪下去，  

（论文节选）

     那么张君劢的这一套思想架构与传统政治秩序观有什么区别，又有何联系？如前所言，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是试图用自然法及从中衍生出来的自然权利，或者依靠法治来确定政治秩序，但是儒家传统是由个人与“天道”之间的感知与沟通，来完成“内在超越”，人依靠自我契悟天道，以自我肯认的道德意志来确立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因此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依靠道德与思想来作为人间各种秩序的源泉。 
     在张君劢这里，超越性的天道这一源头已经不再可能继续，但是他通过改造“心学”和康德哲学，强调人类内心的是非之辩，为一切价值世界的基石。 因此政治秩序的最终依据，都在于个人良知的判断，不过这一良知，又结合有西方现代理性说的色彩，他关于知识与精神的二分法，直接来源于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他同样也上接宋学的“心学”思想，认为个人经过自我奋斗，以致良知，才可以改造外部世界。因此虽然在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方面，张君劢仍然徘徊在何者本位的立场之间，但是在他的政治秩序观中，个人精神自由乃是政治价值最终的根源，这样一个对于政治的理解，和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解具有相当的同构性，即个人作为一个道德主体，不仅是修身的必须，而且也承载着“国”、“天下”秩序的道德根源。如《论语》中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如张灏所言，这里所谓的道，并不仅指外在超越的天道，也指人格内在的德性。
   .......

   张君劢远离了梁启超以整合性的“群”来取代政治秩序的进路，他认为个人自由意志才是道德的最终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相信国家精神的绝对性，国家对于他而言，主要是一个政治的载体而已，从而他还是试图传统的“内圣外王”模式中引申出个人自由意志奠定政治秩序基础的模式，但是和儒家传统不同的是，他由于消淡了儒家中隐藏的“天道”背景，“内圣”越发成为现代社会中个人意志的独自修持，脱离了超越秩序源头的个人意志，最终难以奠定成社会性的基础而成为普众接受的价值，因而也意味着张君劢对政治秩序的重建最终也不会得到成功。 因此，这样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以个人成德为前提的政治秩序观，就是张君劢等思想家在近代中国以来面临的重建政治秩序基础最根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