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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4月27日

关于西南民族问题

    看到某人又开始在以西南民族问题专家身份发表言论,如鲠在喉,不得不说几句。整个西南历史过程复杂,这里不赘述,但是基本上全文回避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内的意识形态权威丧失的时候,将依靠何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整合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多元一体”并没错,但是什么前提下的“多元一体”则有待国内政治的共识,不是将少数民族作为汉族意识形态的附庸来随意多元一体,政治上不赋予这些少数民族以足够的政治地位,以此来看多元一体,不仅很虚伪,而且很危险。
    从GCD的民族政策来看, 西南少数民族和中央权力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和纠葛,在民国以前,并未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的论断,也就是试图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容纳各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族群,以此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不过之后,蒋介石则认为少数民族不具备现代民族的内涵,它们只不过是一个个的种族部落,他们因此也无法获得自治和自决的权利。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共产党早期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都是以民族自决和少数民族独立为主要诉求的,这种激进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持续到长征前后,红军通过的地区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区域,由此进一步地对于少数民族有了直接的认识,由此,中共开始调整其少数民族政策,开始采用吸纳少数民族精英的方式来保持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比如,一九三七年延安中央党校就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参加培训的有藏、彝、苗等少数民族青年。一九三九年中央党校又开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为藏族干部开办了训练班。当时的延安成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但是当中共赢得内战之后,他面临着如何将广大的少数民族区域整合到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整全性意识形态的现代国家里的难题。这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于"国族"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被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替代和压制的过程。
   按照这个逻辑,今天实际上是要让这个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府,继续通过旧有的意识形态去维持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不考虑自我价值的更新,因此本质上,边疆问题仍然是国内政治问题,而非边疆政治问题,如果现在无法提出一套新的带有更大容纳性的政治框架,回避这样的问题来奢谈“多元一体”,在我看来都是掩耳盗铃。

   以前整理过的一个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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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

    夜读《十力语要》,常有所感。或悲愤,或动情,数味掺杂。悲愤者,当是以其思想不昭于世,动情者,以其真性情而感怀。近代思想诸家读罢数位,终感与新儒家气质性情相近,每读即有澎湃急涌之情萦绕不绝,个中又以熊子真最为甚,不仅文笔洒脱豪放,而且所论学旨,无不精当。尤为甚者,是新儒家诸位之气节风骨,让人服膺,不以一时成败论,弃绝学院之虚名,均是今人难以再觅者。特抄录一段,聊以自勉:

    章太炎先生平生不肯任大学教席,马一浮氏亦然。虽或失之隘,要未可厚非。今之大学教育茫无宗旨,政府奴畜师儒,而教授流品亦极猥杂,不学以行,滥竽者众。自好者宜视庠序为污途。然吾独在其间者,一等于世尊行乞之义,二为自修与冀接引一二善类计。吾宁随俗沉浮,期有以自尽也。君子当浊世,虽随亦当有一尺寸在。吾常闭户,不感妄遏学校当局,不敢交接诸名流,守其孤介,无所攀援,无所争逐,兢兢业业,不敢负所学,以获罪于先贤圣也。和光同尘,别有义在。假以媚俗,老氏能无痛乎?

   
此中深意。明眼者自然一目了然。今日学院,学术交际替代思想交游,思想精进代以论文生产,如此种种,学院何能以优越姿态自矜?

   
   


4月19日

吕澄与熊十力论学函稿评议 (江灿腾)



一、从蓝吉富先生的悼念吕澄之死谈起   近四十年来,大陆的吕澄先生和在台湾的印顺法师,一直被视为在佛学研究上的「双璧」,是成就非凡的两个高峰。但文革后的吕澄先生,相当沉默,可说全然 脱离了佛教学术圈而隐居起来。印顺法师在台湾的近二十多年来,虽然也大半过着隐居着述的生活,可是学术的研究环境,较吕澄先生为佳,和社会的沟通消息也较 频繁,所以印顺法师的钜着频出,也立刻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的佛教圈流传开来。   相较之下,吕澄先生的晚年,可谓寂寞至极!因此,蓝吉富先生在接到北京杨曾文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研究室主任)于七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的来信,说吕 澄先生已于七月八日逝世,享寿九十三(1896-1989A.D.),立即撰文评述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载《福报》周刊,八号,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八 日)。蓝先生除了扼要地介绍吕澄先生的生平,着述和学术成就之外,还特别就吕澄的「风格与际遇」和日本前辈学者宇井伯寿作一比较,指出两人才学相当,而一 落寞(吕),一风光(宇井)且学风的影响,有重大差别。蓝先生因此深有所感地说:
  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澄这样杰出的学者。……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只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祗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
  蓝先生文中提到吕澄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梵网经》的批判之外,还提到他(吕澄):「看不起熊十力的思想及熊氏 的《新唯识论》,认为熊氏思想如『浮光掠影,全按不得实在』,然而熊氏思想却甚受海外华人哲学界重视与欢迎。」面对这样的学术环境,蓝先生为之怅然地说:
  这些现象不祗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宗教与学术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宗教是否有必然的关涉?
  读到这段沉痛的文字时,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读完后,马上挂长途电话,与蓝先生谈了良久;但他只能感慨而已!   我个人在佛学研究上,比较注意中国近世佛教思想,因此对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大陆佛教和光复后的台湾佛教现况,皆长期留意。吕澄先生和印顺法师的 着作,不用说,都曾仔细地翻读过了。有关印顺法师的思想,我已撰文讨论过一些;至于吕澄先生的着作,则未正式讨论。如今,吕澄先生已过世,我想就蓝先生前 面提他批评熊十力思想的部份,加以讨论。由于此事关涉中国近代儒佛思想的趋向,至为重大,假如可能的话,是需要专书研究才能交代清楚,我当前忙于其他论文 研究,无法对此细论,只能扼要的提及罢了。希望国内的通家,不吝指教才好!
二、研究史概述   有关〈吕澄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在台湾当前可见到此一完整资料的地方是:(一)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世界佛学名着译丛》NO.48,《中国佛教泛论》的「附录一」[1]。(二)洪启嵩、黄启霖主编的《当代中国佛教大师之集》NO.8,《吕澄文集》[2]。蓝先生用的题目是〈吕澄.熊十力论学书信集〉;文殊版的《吕澄文集》,则标明为〈吕澄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因文殊版的资料,一般读者容易取得,故我用文殊版的这标题,便于读者对照察看。   其实这份资料,原载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第十一辑 [3],作者:吕澄、熊十力,题为〈辨佛学根本问题〉。台湾的资料,即由此转载的。不过,台湾出版的熊十力着《新唯识论》语体文版 [4],在卷下之二的〈附录〉中,已摘述过。只是熊氏并未指明对像是吕澄,且非全引,故一般读者无从知道:向熊十力提出问难的人是谁?   熊十力的高徒牟宗三先生,在其佛学着作《佛性与般若》上册的〈序〉[5][6], 也载吕澄与熊十力书信论辩之事。但只提熊十力与吕澄商量欧阳竟无死后,「支那内学院」如何处理的事。丝毫未引吕澄批评熊十力的部份。   牟、蔡二人,皆是亲熊十力者。吕澄在信中严词批评熊十力,以及熊露出无招架之力的「窘态」(详后),皆非可夸耀于人的光彩事。未多加交代,实人之常情 也,不必深责。   但是,自《中国哲学》披露〈辨佛学根本问题〉后,就双方书信内容,加以讨论的,据我所见,有二个人:(一)是大陆专研熊十力思想的郭齐勇先生,在一九 八六年出版的《态十力与中国常规文化》一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五十年来佛教界的批评」[7],曾概略提及吕澄先生的观点,同时也指出熊十力以「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来应付 [8]。(二)是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先生,他在《新儒家哲学─熊十力??哲学》[9], 第六章「熊十力??《新唯识论》」,也提到《中国哲学》上的论辩书信,以证明「支那内学院」对熊的反感。   结合上述资料来看,学者们提到吕、熊论学书信,仍属稀少,且往往语焉不详,难窥全貌。   因此,在本文中,我想将双方的争辩背景、争辩内容和时代的意义二者,分别以思想史的角度,来作一回顾和检讨。 中,也提到吕澄写信给熊十力说:「天台、华严、禅宗是俗学。」牟先生不同意吕澄的「力复印度原有之旧」,责吕澄先生的观点为「浅心狭志之过也」!   另外,研究新儒家的蔡仁厚先生,在其所撰的《熊十力先生学行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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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争辩背景的考察 (一)争辩的导火线   从双方的书信来看,发生争辩的直接因素,是欧阳竟无(1871-1944A.D.) 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病逝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吕澄将讣闻函告熊十力,要熊撰文悼念;熊以「传师之日浅,又思想不纯为佛家」[10], 委婉拒绝,同时又附有一封熊寄梁漱溟的论欧阳信稿,批评欧阳之学,是「法相唯识」,虽愿力大,惜其「原本有宗,从闻熏入手」。熊不客气的说,欧阳一生鄙宋 明儒,其实宋明儒的「鞭辟近里切着已」,无资外铄,正是欧阳所短,而要学习的。熊还本此立场,指出欧阳谈禅,「不必真得力于禅」;欧阳学解以「闻熏」入 手,故内里有「我执」与「近名」等许多「夹染」;胸怀不够「廓然空旷」,有「霸气」,为文「总有故作姿势痕迹,不是自然浪漫之致也」。熊最后称自己的《新 唯识论》,融通儒佛,自成体系,是「东方哲学思想之结晶」,和欧阳的学问宗旨相比,就像陈白沙 (1428-1500A.D.) 之于吴康斋 [11]。亦即熊认为自己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按:熊曾随欧阳读唯识(详后),平生得力的佛学,实奠基于「支那内学院」就学时期。熊也坦承:「吾师(指欧阳)若未讲明旧学(指护法系的唯识学),吾亦不得了解印度佛教,此所以不敢忘吾师者也。」[12] 既然师恩如此之大,纵然日后为学的取径有异,也不必于恩师新逝之际,这般露骨地的批评。若照常规的中国社会伦常来看,熊之此举,可谓不近人情。   信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寄出的,熊不久就发觉信中言语及附信,甚不妥当,在吕澄先生未回信前,又于同年三月十六日,再寄一信,说自己「施知僭妄,幸勿 示人」[13]。但已太晚了!吕澄先生于同年四月二日,回信熊氏,针对「闻熏」一词,提出强烈地质疑 [14]。于是双方正式展开对佛学精义的热烈争辩。 (二)熊对欧阳积存已久的不满因素   熊十力生平脾气暴躁,好骂人,是稍识熊者皆知之事 [15]。 但熊对欧阳的批评,岂祗月旦彼此宗旨不同而已,真可谓「不满」、「讥讽」和「怨怼」之情,跃然纸上!   何以熊的当时心态是如此强烈?师徒之间是否有过不快?主因是熊着《新唯识论》和师门立异而起的。自一九三二年《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刊 行以来,不久即有「支那内学院」的刘定权撰《破新唯识论》,由欧阳作〈序〉,发表于《内学》第六辑。欧阳在〈序〉中痛责说:「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 愈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于减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16]。可见其对熊十力立异说的不满!   刘的这篇文章,过去不易寻觅,故见者少。反而熊十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破〈破新唯识论〉》,因附于《当代儒佛之争》在台湾出版 [17],故知者较多。现因新编的《熊十力论着集》第一册出版 [18],收有〈破新唯识论〉全文,我们已能据此比对双方论点,才知刘氏论证法度谨严,见解精邃,甚能摧破熊氏要害。其中对唯识学和般若学的文献分析,扼要、明确、熟练,引用中国常规经论来酬对和反驳,亦顺适中节。后来批驳熊的文章,除印顺法师的〈评熊十力《新唯识论》〉[19], 以西藏正统中观空义驳熊之外,罕有超过者。   在此,限于篇幅,无法详述双方初次交手的内容。但自后,熊十力和「支那内学院」决裂,欧阳门下的王恩洋和陈真如等都曾撰文批评熊十力。欧阳本人于一九 三九年七月,在〈答陈真如论学书〉一文批评熊不懂佛法的宗趣──「无余涅盘」,又错解儒家义理,「杂糅孔佛」。同年十二月在〈与熊子真书〉,除了要熊「多 闻圣言,念念思惟」,以生悲智,正解佛、孔之言外,并要熊将斯旨达诸(梁)漱溟 [20]。可以说,熊与欧阳之间,始终存有隔阂的相异观点,加上熊的脾气暴烈,率性任情,自尊心又特强,久历的不满,在论及欧阳时,自会从内潜而外铄。只是在欧阳新丧之余,时机不太对罢了。 (三)吕澄维护师门的心理因素   吕澄对熊十力的反驳,也不纯然是思想不同,而是有心理因素的。吕投师欧阳于一九一四年。当时吕澄是十八岁,欧阳是四十三岁。由于追随早,故师徒情份深厚。   据许逖先生在〈吕秋逸先生轶事〉一文 [21], 引述其师方东美先生的话,吕澄初投师时,曾献一纸条称:自愿终身不离师门。抗日战争爆发,「支那内学院」迁蜀避乱,流寓江津,吕澄随侍师侧,照顾欧阳的生 活起居。欧阳生性刚烈脾气甚大。有一次发火,连吕澄都无法承受,而谢师求去。但吕澄走后,欧阳日常生活顿乏人照顾,相当艰辛。不久,欧阳病重,思及吕澄尚 存授师纸条,令人通知吕澄亲自取回。吕澄得信后,即刻赶回江津,投地跪于欧阳足下,师徒相对痛泣,从此未再离师门一步!   溯自追随的初期,迄一九四四年,欧阳逝世为止,师徒共处三十余年之久。欧阳死后,吕澄先生还将「支那内学院」,维持至一九五二年,才宣告退出。此种毕 生奉献师门的高谊,正如欧阳当年与其师杨仁山先生(1837-1911A.D.)的相知和受事业的嘱托。   吕澄后来在给熊十力的信上 [22] 说:「论齿,兄则十年以长;论学,弟实涉历较多。弟值竟师,既已寝馈台,贤五载〔弟于宣二(1910A.D.)读内典,民三(1914A.D.)遇吾 师〕。及知左右,又已尚友唐人十年。」换句话说,吕澄虽较熊十力年轻十一岁,但学佛的经验较熊更丰富。在熊到「支那内学院」(1920A.D.)之前,吕 澄参与欧阳经营「金陵刻经处」和校刻《瑜伽师地论》多年,欧阳在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思想成长,乃至研究法相唯识学有成(详后),吕澄知之最深。而吕澄通日、 英、法、梵、藏各种语文,得以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向来依靠常规中文译本藏经的限制。因此,熊遇吕之时,吕已是知名的师 资辈大家了 [23]。原先蔡元培(1867-1940A.D.)要聘吕澄先生赴北大讲唯识(时在1922A.D.),欧阳不放,遂改由熊十力北上[24]。如非这机缘,熊十力能否在北大成名,实难以逆料。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吕澄日后不满熊十力的出言不逊,是含有相当复杂的心理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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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思想葛藤的渊源   熊十力出身欧阳门下,日后与师门决裂,绝非一桩寻常的士林葛藤而已。它代表了近代中国佛学的复兴和儒佛长期冲突的再次爆发,实在是民国以来常规思想发 展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交代。   唐代正统唯识学在民初的复兴,是文化界的大事。但欧阳的关键性角色,又是如何出现?如何扮演呢?   欧阳的复兴唯识学,是因校刻《瑜伽师地论》所引起的。清末,杨仁山在南京城北延龄巷创办「金陵刻经处」,透过南条文雄的协助,由日本取回散逸的佛教古 藉多种,刻板流通。经论中,最重要的,是唐代窥基(632-682A.D.)着的《成唯识论述记》和玄奘(600-664AD)译的全本《瑜伽师地论》两 种。杨生前已出版《成唯识论述记》(1901A.D.)。杨并曾办佛学研习部,欧阳、太虚(1889-1947A.D.)、谭嗣同(1866- 1896A.D.)等皆曾受教门下。辛亥革命前夕(1911A.D.),杨仁山病故,临终前,将「金陵刻经处」的事业,嘱咐欧阳。按徐平轩撰〈文革前一篇 关于整理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工作报告─整理金陵刻经处的经过与完成〉[25] 一文,说杨将「金陵刻经处」咐嘱弟子三人:陈樨庵、欧阳竟无、陈宜甫分任流通、编校、交际三职。一直到一九一九年,欧阳因另创「支那内学院」迁出「刻经 处」为止,都是业务最盛的时期。   但杨嘱托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欧阳将其生前校勘已半的《瑜伽师地论》完成、出版。这对欧阳是个难题!   在此之前,欧阳虽经历:汉学→陆、王心学→《起信》和《楞严》等常规佛学的变迁 [26], 但对唯识论学并无深研。而清末治唯识论,特别是治《瑜伽师地论》有成绩的,是革命家、国学大师的章太炎(1868-1936A.D.)。章因「苏报案」系 上海狱中,开始精治《瑜伽学》,其后并依《论》中「三性无性义」,撰〈创建宗教论〉及〈齐物论释〉等着名文字,对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冲击甚大。章的佛学知 识,虽部份得自日人如常盘大定等的着作,但主要是以「考据学」的治学方式,自己摸索出来的。其佛学论文,非为学术目的,而是用来驳基督教的神教思想,对抗 西洋文化的优势入侵,并从事鼓吹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这一强烈批判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作风,不但是谭嗣同《仁学》革命思想的深层化,并为此后的思想界开启 藉佛教唯识论批判文化思想的强大取向。欧阳竟无却因个人遭遇而形成的特殊隐退心态 [27],采取了不同于章太炎的佛学进路。他说:
  渐之学佛与他人异。我母艰苦,世叔所知。病魔生死,儒既无术应我推求,归根结蒂之终,下手之门之始,亦五里堕雾,彷佛依稀。乃于我母谢去之一时,功名富贵、饮食男女,一刀割断。厕足桑门,四方求师友闻道,转展难偿,甚矣其苦也!   三十年读书,求诸西方古人,乃沛然有以启我。家不幸,女兰十七从予学于金陵,予以刻经事入陇,归则殃殁。中夜恸哭,既已无可奈何;发愤读书,常达旦。于是《瑜伽》明,《唯识论》豁然!
  可以说,他的学佛历程,和家人丧亡,骨肉情深,大有关系。以如是之心态治佛学,宜其契入深、信学坚,全生命投入求寄托之故 也。   问题是:欧阳的收获是甚么?意义何在?   章太炎的唯识学仍无佛教发展史的概念,他的诠释法多为横的推衍,较忽视纵的长期演进之探索。   欧阳则以「弥勒学」展开的立场,区分「法相」与「唯识」。因欧阳在校勘时,同时比对其他相关典藉,于是提出应将「法相」与「唯识」分宗的意见,他以 「十要」来说明其纲领,以「十支」来说明其思想,并以「十系」:一、弥勒,二、无着,三、世亲,四、陈那,五、护法,六、戒贤,七、玄奘,八、窥基,九、 慧沼,十、遁伦,来说明从印度到中国法相与唯识学的流传状况。有体系地将「瑜伽系」的思想,完整地说明到。这在唐以后的中国佛学研究史上,是没前例的。故 一九一八年《瑜伽师地论》出版,并附有欧阳所撰的〈长叙〉,「使慈宗正义,日丽中天」,号称唐代玄奘以来的最大成就 [28]!   章太炎对欧阳的区分「法相」与「唯识」,盛赞其说,称之为「独步千祀」[29]!   此一成就,确立了日后「支那内学院」师生以法相唯识学为核心的佛学思想取向。吕澄对藏文《摄大乘论》的重译及在《瑜伽师地论》中发现《杂阿含经》的 「本母」资料,也是沿续此一学风而来。严格而言,以学术论学术,《杂阿含经本母》的发现和经文秩序的刊定,是世界性的成就,不但玄奘本人未曾梦见,连日本 学者姊崎正治竭数年之力,对勘巴利文及汉译藏经的结果,也不及吕澄的发现。但是,当时对社会而言,强调的是欧阳的复兴正统的唯识学,亦即专业性的唯识学专 家,替换了「章太炎式」的佛学言论主导权。「支那内学院」的创立,就是透过教育和研究,对此学说的强化,自此之后,也一直是此学派的重镇。对于想接触法相 唯识学的学者,毫无疑问地,会被吸引而来,梁漱溟、熊十力、乃至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也到欧阳处执门生礼,就没甚么好大惊小怪了。   熊十力是因梁漱溟的介绍,于一九二○年,到南京追随欧阳竟无。在此之前,他是深受王船山(1619-1692A.D.)影响的自学者;同时在中年以 前,也有清末从军、民初革命的军事挫败经验。这些因素,使他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倾向于为学济世的襟怀。   他于前往南京拜师之前的思想,都呈现在一九一八年自费出版的小册子里,书名叫《心书》,是一些读书笔札的汇录。他说这是「生卅年心行所存,故曰《心 书》。船山有言:唯此心常在土壤间,或有谅者」[30]。蔡元培为他写的〈序〉里提到:「……今观熊十力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31] 事实上他在书中流露的,是一种读书人对时局忧患的关怀与批判意识,称不上博学,也未见深入的佛学理解。如〈船山学自记〉,只有一段提到:
  余曩治船山学,颇好之,近读余杭章先生〈创建宗教论〉,
  开三性三无性义,益进讨竺坟,始知船山甚浅。
[32]
  于《示韩浚》中,将《中庸》的「无声无臭」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相比,而称「佛明因缘」为「戏论」,且佛说「唯心,与此云无神,精粗迥别也」[33]。在〈张纯一存稿序〉中则赞同:将「儒教的礼」和「净严心土」相比 [34];《新约》之「上帝即一真注界,祈祷具戒定义」。可以说,深受章太炎的影响。   在〈复张君〉一文,大半引章太炎的〈大乘佛教缘起考〉[35]。但对章太炎要「振起姚江学派,以挽今世颓靡巽懦之习」[36], 他相当不以为然,认为阳明学风是造成晚明「气矜亡国」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他日后对「阳明学」的吸收和推崇是相当热切的。这当中的转变关键,几未见研究 熊十力学说者提及。我认为是来自梁漱溟的影响。   熊十力在思想上的转变过程,宛若梁漱溟的翻版,可以说是「唯妙唯肖」地在学习梁漱溟的为学途径。熊在一九一三年曾于梁启超 (1873-1929A.D.) 所办的《庸言》上发表笔记,赞扬《淮南子》的思想,而指斥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 [37]。梁漱溟则于一九一六年在《东方杂志》[38] 发表《究元决疑论》,引用法人鲁滂的「以太涡动说」,比附佛教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识,所谓融相入性,发挥《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的染净同体思想,以诠释 世界所以形成之理。又于文中指责熊十力对佛教的批评是出于无知。熊十力居然虚心接纳,并于一九一九年致书当时在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概论》的梁漱 溟,希望有机会晤谈。同年熊十力特由任教的天津南开中学,赴北京借住广济寺,约见梁漱溟共谈佛学。从此二人交往近四十年之久。   熊十力在《心书》中仍保留一篇〈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39], 全是摘录梁的话,可见熊对此种思想的喜爱。一九二○年暑假,梁漱溟因黄树因的介绍(黄树因南京人,与吕澄同事欧阳竟无,通梵、藏文。曾在北京随俄人刚和泰 学梵文,并在北京雍和宫抄录西藏文佛典。惜早死,吕澄向在语文方面受其影响甚大),访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支那内学院」正筹设中),向欧阳请教唯 识学,至为钦佩 [40], 除极力宣扬之外,并介绍熊十力前往求学。熊在「支那内学院」前后(1920-1922冬)二年余,攻读甚力。   梁漱溟是北京顺天中学毕业,也曾参与清末革命,民国后对革命失望,放弃升学,开始寻求佛法,在家自习。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因发表《究元决疑论》, 获蔡元培赏识,聘为「印度哲学概论」讲师。一九一七年开始任教,先讲印度哲学,后增授唯识述义。一九一八年,其父梁巨川投水殉清,促使他注意中国常规文化 的问题。一九二○-二一年,开始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宣称使用唯识学的概念,可诠释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以「意欲向前」代表「西洋文化」的特色,以 「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以「意欲反身要求」为「印度文化」的特色 [41]。在书中,梁还指出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印度、西洋皆不同 [42]; 又说今后文化的发展,应取法孔子不求计较、刚健和谐的生活态度;并效法泰州学派──阳明弟子中最富平民作风的一派。──再开创讲学之风!   梁漱溟的此书出版,立刻轰动各界,成为「五四运动」时,宣扬孔子学说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但梁鉴于自己对唯识学并无十足把握,决定另请欧阳门下的专 家,前来代讲。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于一九二二年,赴南京「支那内学院」,原欲聘吕澄北上,但欧阳以吕为得力助手,不放人,遂改邀熊十力至北大讲课 [43]。 蔡元培原与熊为旧识,又得林宰平揄扬,于是同意熊担任特约讲师。可是熊讲正统唯识学一年不到,即改讲自创的《新唯识论》。这一转变,其实只是由「阿赖耶 识」的「妄心系统」,转为「真心系统」,并因而倾向陆、王的心学:恰恰是梁漱溟正极力提倡的思想。   梁漱溟以唯识学的概念和方法,解析东西文化的成功,其实是章太炎模式(如〈创建宗教论〉)的新尝试。但梁漱溟宣称时局艰难,民生凋蔽,不应再过佛家的 生活,使佛教的立场,面临社会的质疑。这对熊氏而言,不能没有强烈的暗示作用。因此,在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之后,熊也随之转变,绝不可看成巧合,而是亦步亦 趋的追随!   日后熊的大弟子牟宗三先生说:「他(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 兴之门,……宋明儒与明亡而俱亡,已三百年于兹。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动了。」[44] 但,这其实是很吊诡的思想转折,而非单纯的儒学复兴问题。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曾大肆批判宋明理学,认为不如佛理之彻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则应用了唯识学的论释法,成功地凸显孔子的生活态度。何以会如此?   梁漱溟虽在北大讲授《唯识学述义》可是他诠释文化的工具,却是改良的唯识学。他仅用「意欲」、「现量」(感受)、「比量」(理智) 和「非量」(直觉)等几个概念名词罢了。并非整个唯识学复杂名相和理论的套用,不但说明上便利、清楚,也避免了原唯识学观念所可能带来的意思混淆。这是他 成功之处!他更因而一跃成为和梁启超齐名的大思想家。   由于正值欧战之后,西洋科学文明破产、东方文明复兴的呼声,正普遍流行,梁漱溟正好成了这一「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成就还促成了唯识学的学习新 热潮;而他在书〈序〉中宣称要学正唯识,须赴南京请教欧阳竟无、吕澄和梅光羲 [45], 顿使欧阳、吕澄等受到各方的瞩目。但是,梁漱溟的诠释理念,其实是融入了柏格森和罗素的最新学说:前者重直觉,讲生命流行;后者强调创造冲动说,使生命具 有积极的功能。因此梁的「意欲」观念,已被冲淡了「虚妄」的色彩;而重直觉,恰与阳明学应合。于是「妄心系统」的唯识学,无形中又转回《大乘起信论》的 「真心系统」了。梁漱溟因此后非以一专业佛教学者讲唯识,欧阳的学术取经尽管未必符合本身信念,却不妨给予相对的尊重而免于冲突。熊十力则在北大靠讲「唯 识学概论」为生,必须运用唯识学名相来诠释自己的「体用不二之玄学」,因此在概念上的冲突和混淆,一时也无法解决。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将《新唯识》出版 时,他同时也是走上和「支那内学院」决裂的不归路!   然而,此时唯识学的文化批判功能,早已被唯物论的共产哲学所替换,失去了影响社会的功能。新、旧唯识论之争,只成了少数专业学者的关怀点,对广大的群 众而言,也成为无关紧要的学术风波了。这就是吕、熊论学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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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辩的内容 (一)吕澄对熊致梁信稿的质疑(第一封信)   我们已在前面叙及两者的思想背景,在争辩的导火线中,也引述了熊十力致梁漱溟信稿,讥欧阳从有宗闻熏入手之失。 对熊的这一说法, 吕澄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复信说:「来教不满意闻熏,未详何指。《瑜伽(师地)论》说净种习成,不过增上,大有异乎外铄。至于归趣,以般若为实相,本非外 求,但唐贤传习晦其真意耳。尊论完全从「性觉」(「与(性寂)相反)立说,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安得据以衡量佛法?若求一真是真非,窃谓尚 应商量也。」[46]   吕澄认为在「瑜伽系」的「闻熏」作用本来就是净化潜能(净种)的增强,并非自外而生。而此一净化潜能的增强,其最终目的,是亲证智慧解脱的境界,也不 是外求。至于「唐贤传习晦其真意」一语,是指安慧对《唯识三十颂》的诠释久被淹没,只存于梵、藏本,而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只是护法一系的杂揉,非安 慧本意。吕澄除重译《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外,并有〈引言〉说明与唐代译本的优劣之处 [47]。   但,吕澄最重要的质疑点,是指出「性寂」和「性觉」的差异。这是吕澄认为中、印佛法的分歧, 也是吕澄毕生治佛学的关怀点所在。吕澄后来所写的论文,如:   1.〈禅学考原〉[48]
  2.〈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49]
  3.〈探讨中国佛学有关心性问题的书札〉[50]
  4.〈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51]
  5.〈《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52]
  6.〈楞严百伪〉[53]   都是探讨「性觉」思想,如何和禅学合流的问题。其中四、五两篇,关于《起信》和《楞严》的伪作揭发,更是用尽苦心。虽然欧阳及其门下王恩洋先生在一九 二二年,即于「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料拣《大乘起信论》,并批评天台、华严的佛教思想,对「真如」能否「受熏」提出质疑。   但当时吕澄似乎将注意力放在文献学的校勘上,未专于心性论的问题作文章。亦即如藏文中安慧的注释和《摄大乘论》等的整理,是对唐代唯识学疏注的再检 讨,比批评中的常规宗派思想的得失,要为更根本地作厘清。可以说,他一方面维持「支那内学院」的唯识常规立场,一方面又在文献证据下功夫,使思想的争论更 具学术性格。故当熊十力提出「闻熏」问题时,他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反驳!   虽然此五篇文章,都写于和熊书信争辩之后,但在争辩时,吕澄的关涉已相当清楚了。 他指出熊的思想为「性觉」,是《起信》、《楞严》一路的, 即为此前的研究和此后的探讨取向,作了有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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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熊十力的初次答辩(熊的第三封信)   熊十力在同年四月七日,回信说:「尊论欲融法相以入『般若』,谓不外求。然力之意,则谓必须识得实相,然后一切净习皆依自性发生,始非铄。」[54] 然后,熊氏依自己的观点,批评吕澄说 :「今入手不见般若实相,而云净种习成,以为增上,此净种明是后起,非自实相生,焉得曰非外铄耶?」[55]   在熊氏的思相逻辑里,「净种」多与「实相」相干,必须是前者由后者所生,否则「净种」增上后,才归「实相」,那么此一「般若实相」,即是有欠缺的,只能「偶然」地获得而已。顺此推论再发展下去,则「空宗」和「有宗」的融通,即无必然性的关系。[56]   在前一封信,吕澄原意是要证明「净种习成」非外铄,而「归趣,以般若为实相」,亦非外求,故「闻熏」当然是内在潜能(净种)的增强而已!熊氏既认吕澄 的「净种」和「实相」,并无「相生」 的关系,则「空、有」二宗之分,势所必然(因难以融通)。这是第一点的答辩。   但吕澄在前一封信中,已点出熊氏的思想理路:是「性觉」;而非「性寂」,与中国历来流传的「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57](页二六○),熊氏自当答辩。按:民国以来 ,中国佛学界受日本学界研究风气的影响,针对《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传译有争论典籍,掀起了「批判伪经、伪论」的风潮 [58],熊十力自然知道吕澄说的「伪经、伪论」,所指为何?不过文献学的考据,非其所长,所以他说:「此等考据问题,力且不欲深论。」[59]   然而,在熊氏的意见中,纵然「伪经如《楞严》、《圆觉》等等,是否中土所伪,犹难遽断;伪论如《起信》,其中义理,是否无本于梵方(案:即印度佛教)大乘,尤复难言」[60];但吕澄所主张的「性觉与性寂相反」,他是不能「苟同」的。换句话说,熊十力依然坚持「性觉、性寂不可分」。他的理由如下:
  般若实相,岂是寂而不觉者耶?如只是寂,不可言觉, 则实相亦数论之闇也。佛家原期断尽无明,今冥然不觉之寂,非无明耶?而谓自性如是,毋乃违自宗乎 [61]   言性觉,而寂在其中矣。言性寂,而觉在其中矣。性体原是真寂真觉,易言之,即觉即寂,即寂即觉 [62]   从宇宙论的观点而谈法性,只见为空寂(空非空无之空),而不知空寂即是生化者,是证到一分(空寂),未识性体之全也 [63]   觉者,仁也。仁生化也。滞寂而不仁,断性种矣。[64]
  按:吕澄在前信中,只言「性寂」与「性觉」相反,并未对两者下定义;充其量,只能就他指摘「性觉」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 同一鼻孔出气」的文意,看出熊氏的「性觉」论,近似《楞严》、《起信》的立场,或暗示有源自「伪经、伪论」的可能罢了。   熊十力则据本身思想立场,加以引伸的诠释,不但强调「寂」、觉」一体,更指「觉」为「仁」、为「生化」。如此一来,他即可声言:《新唯识论》语体文本 (中篇),备发此意,「贵乎观儒佛之道也」[65]。   除此之外,熊氏认为上述道理,他「确是反己用过苦功,非敢与诸佛立异」。既然他有这一经验为依据,外在的文献考证,便非属必要。因而,他劝告吕澄说: 「治经论是一事,实究此理,却须反在自身找下落。……其或有未会,不可遽非前哲,亦不可遽舍亡,以徇经论。廓然忘怀,默而已。久之会有真见处也 [66]。   但,就论辩的角度来说,熊诠释的最后依据,既然是取决于他个人「内证」的经验,事实上,已无正、误或真、伪可言。因不管对手辩论术如何高明,或如何渊 博且精确地引据资料,都不可能说服熊氏。理由是,熊氏只要声言:他的经验显示为何,便可拒绝对手主张证据说明。文艺欣赏,有一着名的格言:「谈到趣味无争 辩」,很近似这种取证「内在」的情形;我们对这种「主观」的诠释,或许不能忽略其思想的韵味或价值,但可预测:如辩论,则将是「各说各话」的下场。   既然如此,为使论辩内容有一衡量的基准,我们势须再重新检讨熊「经验内容」并举例证来说明。   在检讨重点上,我们要追踪熊本人自承的「经验内容」是什么?是否有较具体而足以说明的言论?假如有,熊即必须面对学术逻辑的分析,而不能任意游移语 意。 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常运用技巧,先让对方同意某种前题,然后以此把柄,逼对方就范,接受后续的结论。由于在说明前题时,对方已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何? 故当苏格拉底提出下一阶段的后续结论时,说明者除了俯首就范外,别无其他躲闪之法。我们探索熊氏的「经验内容」,亦可如法泡制。否则,论学云云,只成空话 罢了。   要直接切入熊氏的「经验内容」,最关键之处,是他经由何种方式,将《新唯识论》的「理论」提出来。换句话说,他如何「默识冥会」?是靠禅定?或思维? 然后又如何转旧唯识为《新唯识论》?我们在前面争辩背景的考察时,曾提到他遭遇概念的混淆和冲突,却未详加说明,读来可能如一头雾水,不知何指?如今,我 们不能再规避此问题了。同时,汤用彤先生在一九三○年于中央大学演讲,提到的:「熊十力先生昔着《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四稿,易为同源」这 段话 [67],才能有较清楚的了解。   在《十力语要》卷四 [68],有其学生高赞非,在日记中,记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熊氏授课的语言。由熊本人于一九四六年撰序,列为《语要》的第四卷出版。此日记,熊曾稍改字句 [69],是熊氏认可的内容。我们即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来分析其思维方式和转变的内容。此段内容,是关于佛教「轮回问题」,熊坦言:「此事在吾心理上经过,极曲折、极繁复。」[70] 虽然熊在序中言,他一九四六年左右(与吕澄辩论后一年余),已不多谈此问题。但他的早期的思路转变,却与此大有关系。   高赞非记语:
  先生自言,始为轮回者之信徒。其初作唯识书,虽于护法诸师之理论多所破斥,而对于佛家根本观念,即轮回观念,固与护法同其宗主,而莫之相悖也 [71]
  但是,熊氏对此「古今之一大谜」,生成了抉择的疑惑。     诸有生物,其生也,原各各独化,都无终始,不以俱尽乎?[72]     抑宇宙有大生焉,肇基大化,品物流行,故生物禀此成形,其形尽而生即尽乎?[73]     由前之说,则生界为交遍。[74]     由后之说,则生界为同源。[75]   按:这两种看法,前者为佛家缘起说;后者,则是世间一般学说常有的万物同源论。但熊氏的理解,并不正确。或则说,他问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由前之说,则有生,皆无待而自足。由后之说, 则有生将外藉而凭虚」[76]。然后他自注说:
  如吾之生,若非自有,而藉外界独存之大生偶尔分赋者,则吾生直等于石火之瞥已耳。谓吾生非自有而索源于外,外源之有,吾又何从征之哉![77]
  他为了这个问题,「尝徘徊两说之间,累然而不释也」。他其实是为后者的同源问题而烦恼。因既然生命有同一来源,我即为所 生,我是偶然生者;生我者根源何在?我又如何求证呢?──这是他话中的疑义,显然是把生者和被生者,视为偶然藉「生」才联系的关系,因此对生命偶然性和根 源无法融为一体感困惑。如按佛教缘生的道理来看,偶然性和交遍的法则:缘合迁变,才是同一立场的;熊氏却将其纳入「有生,皆无待而自足」的同源论立场,当 然形成理论上的矛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他的「体用不二」之学,最初是陷于分裂的局面!   他第一次解决是:选择了「轮回说」。其自辩理由如下:「转复宁息以推求,旷然自喻,吾生之富有,奚由外铄 [78]。息骑驴觅驴之妄 [79]。悟悬的投失之非 [80]。遂乃印持前说,略无犹疑。」[81]──这样的诠释,尽管有后期看法纳入前期的嫌疑 [82],但其倾向于万物同源论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故他虽信「轮回说」,于理可成立,终不能久安也。   万赞非说,熊氏「一日忽毁其稿?怅然曰: 吾书又须改作矣。」[83] 原来熊氏对「轮回说」,又开始生成怀疑了。   在熊氏的观念中,认为佛教的「轮回」理论,是创建在「一切有情之生命,各各无始无终」的各自「回脱形体之神识」上。亦即,每一「轮回」的生命主体,都 有各别的神识,此神识在全体生命中,是「独立」的,不因局部机体的割裂而分散。例如人之神识,不因一腿折断,而消失一部份,「以每一物之神识,必不随机体 割裂而分化故」也 [84]。 这样一来,在熊氏的默认中,即有一疑问提出:假设神识是无量的,「遍满宇宙」,则将会造成任一机体去一部份时,即有其他神识附着其间,成另一机体者。如植 物或下等动物,将其肢体切为数段,则每段皆成独立之生机体。而原非寄托神识的局部生机体,如今已为拥有本身独立之神识矣! 「轮回」之每一生命各配独立神识之原则,顿遭破坏矣!   熊氏如此解释,可谓对佛教的「轮回」理论的一大误解。根据佛教的「业感缘生」理论来说,「神识」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行为和意志交互作用下的一种 「残余影响力」,这种「业力」,要看行为的主体如何行为而定。亦即「轮回」的业感,并非无因或偶然的,而是关系着善、恶业的影响。因此,在业力的转换之 间,跟前后阶段的行为结果本有一种「函数」的因果关系。所以像熊氏所说,有无量神识,可任意飘浮、依附的情形,是不被允许的 [85]。但是,熊氏却依赖如此的推测,而摆脱「轮回」的信念,转为强调,无轮回之身」的独特价值和优美的生活意义 [86]。   在思想上,他也放弃了护法一系的唯识论,改作《新唯识论》[87], 主张「众生」「实体」为一源。他还说柏格森,是以生物学为证,说明此义;他则反求诸心,见得此意。又引王阳明《大学问篇》:「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说:「岂唯大大。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理由是:我与万物痛痒相关,「是无形骸之隔,物我之间」, 故万物应为一体同源 [88]。   由此看来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仍是逻辑推论下的产物,仍可据以分析其内容,故其知识上的错误,亦随之暴露无遗!   但读者中,恐仍有对其思考方式存疑者。兹再引同书的一段熊氏自白如下:
  自省思虑不易放下,或发一问题不得解决,即留滞胸中,左右思维,旁求之事事物物,冀得其征。
  然理之至者,非可离于事物而求之。更非可泥于事物而求之。
  人但知不可离事物而求理,恶知其不可泥事而求理哉。
  吾尝因一疑问,多端推征,往复不决。心力渐疲,而游思杂虑乘之以起。然有时神悟焕发,不虑而得。亦有推征既倦,不容不休,久之措心于无,忽尔便获。更 有初机所遇,本无差谬。后渐推求,转生疑惑。旋因息虑,偶契初机。总之,穷理所病,唯一泥字。……泥者,全由吾人在现实生活方面所有知识,早于无形而深远 之途径中组成复杂之活动体系,为最便 于现实生活之工具。此工具操之已熟,故于不可应用之处,亦阴用之不觉。此所以成乎泥,而真理之贼也
[89]
  这一段话,亦只说灵活运用思考法之意,至多应用了潜意识或直觉,与禅定体验无关,也不是不可理解者。故他要人默思冥会本不 为经文所累本亦只限于「灵活运用」之情况下,方能生适当的效果;否则何能靠主观之体会,便欲服人之口?   问题是:熊氏喜用此法。例如他亦曾讥方东美先生「随在儒佛书中名言转来转去」为「可怜」;引来方先生的反唇相讥说:「若涉猎佛书册而抹煞其义,横生误 解,不尤可怜耶!」方先生还大加暴露熊氏思想深入「宋儒圈套」的「混语」与「遁辞」[90]。如此激烈地反驳,是发生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比吕澄与熊氏的论学,尤早数年,读者可以参看。研究熊十力的郭齐勇君,对方氏此文,似无所知,故稍介绍于此,以见熊氏论学之惯技,和惹人反感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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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吕澄的反驳(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   吕澄在回信中,指出熊氏意见虽多,却未针对问题而谈。足见熊氏反己工夫,「犹未免浮泛也」[91]。接着吕澄将自己数十年的为学作了一深切地回顾说:「平生际遇,虽无壮阔波澜 ,而学苑榛芜,独开蹊径,甘苦实备尝之。……刻苦数十年,锲此不舍者,果无深契于性命,而徒寻章摘句之自娱乎?弟切实所得处,殆兄所未及知。」[92] 然后他指摘熊论五点不当之处,证明其说,不过为「时文滥调」而已!   吕澄指摘的五点中,前二点较无关紧要,只是说熊氏之学曲意顺从俗见,却动辄与人立异,故为学之发韧和讲学之居心,均有不当 [93]。   第三点,是批评熊氏对空、有区别的误解。吕澄说:「佛宗大小派分离合,一系于说与分别说」;并解释其观点的涵义为:「有部之宗在一切说,大众亦有分别说矣。《瑜伽(师地论)》解空,在分别说,则不得泛目为有宗矣。若是等处,岂容含混?[94] 吕澄,他认为熊氏的说空说有,是被「章疏家所蔽,充其量不过以清辨旁宗上逆般若,(圆)测、(窥)基涂说,臆解《瑜伽》[95]。故真有真空,熊氏并不清楚。   按:此段文字,吕澄后来在着信中(复信第七)仍有讨论,暂不多加说明。至于文中提到的「说一切有部」和「分别说部」,则要涉及到部派佛教的分化背景,若要在此详说,势所不能。兹引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96],所整理的一张表,以示宗派状况 [97]:   但从此表,仍看不出吕澄所说「大众部亦有分别说」的部派。希望对此阶段历史较熟者,多加指教!   吕澄批评的第四点,是认为熊氏对「工夫」的看法,「极欠分明」。在吕澄看来,熊在前信中,要人「须识得实相,然后净种从自性发生。」又云:「入手不见 实相,则净种非自实相生。」然而,熊氏却未说明:此识此见,从何而来?前后引生,如何结合?因此,熊氏「非薄闻熏」,即空说。──为什么吕澄要指摘这一 点?吕澄说「胜义而可言诠,自是工夫上着论」。换句话说,既然真理可以被诠释,则如何认识的方法论,是不能缺少的。熊氏在认识论上,既未清楚交代,则要他 人「须识」,即无从落实 [98]。   第五点,吕澄问难说:「既不能辨自说之不同伪书,又不敢断伪」书之果不伪,更不审鄙意与尊见究竟异同,荧惑游移,所守者何在欤?[99] 这是因吕澄视伪书为熊氏思想之同调者,故步步进逼!   其实这几点的核心,依然是针对「性寂」与「性觉」的根本异同,提出质疑。吕澄的见解如下:「一在根据自性涅盘(即性寂),一在根据自性菩提(即性 觉)。由前立论,乃重视所缘境界依;由后立论,乃重视因缘种子依。能所异位,本功行全殊。一则革新,一则返本,故谓之相反也。」在吕澄的看法里,「心性本 净」一义,为佛学本源,「性寂」即其「正解」。他解释说: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此即「境界依」的进路。「性觉」在吕澄看来, 是「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100]。   何以吕澄坚决地要拣择这一区别?他认为:中土伪书,从《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传,都是由「讹传」的「性 觉」思想形成的。这种「返本」的错误思想,「混合能所」,「不辨转依」,使佛教趣「净」或「寂」之途径,为之晦塞了。他又重提前信中的「性寂」问题说: 「从性寂立言,故谓在工夫中所知是实相般若,此即自性净心,亦即虚妄分别。《般若》「观空不证」,《楞伽》「妄法是常,圣人亦现」,均据此义。(证则真现 而非妄,常故妄现而非真,其义成也。)能知由习成增上 (强化),所成所增,种姓本住,又奚待言?然习起知归(归趣般实相),无容先后也。」[101]── 这是吕澄认为符合《瑜伽师地论》正宗的看法。是他「心教交参,千锤百炼」所得来的,有亲身体会的深刻经验在,并非如熊氏所说,单是「治经论」而已!   信末还说,「师新逝,不忍见异说之踵与,疑斯文之遂丧,故竭疲惫精神以呈其意」。「依止吾师(欧阳),卅载经营,自觉最可珍贵者,即在葆育一点『存真 求是』之精神。……今后此种精神一日不亡,即内院命脉一日不绝。然桐鼎一竿,其难可想」[102] 我们在此可以感受到中国近代佛教学者中,极其动人的求知求真之情操。他的反驳熊十力,是否有理?可暂置勿论。但此种维持知识尊严的风范,的确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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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熊十力的再次答辩(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熊氏的再次答辩,按吕澄批评的五点,一一疏解。双方的论辩,既有共同的焦点,攻守之际,遂逐渐深刻化。由于熊信全文甚长,此处仅摘述其各项要点,无太 大意义者,即省略不谈。   第一点,熊氏答辩吕澄对其论点,指为「时文滥调」,提出说明。熊氏认为在议论中,应用诸如西欧学人所用如本体论、宇宙论、玄哲学等名词,是以言应机喻 人,在沟通思想时,须用的媒介。儒、佛书中,虽无此名词,而不能谓其无此等意思。例如佛家唯识论系统,有无着的《摄大乘论》,成立「赖耶」(第八识),含 藏种子,以说明一切「相见」,即相当俗云「万象」,分明是有宇宙论。在熊氏看来,「宇宙」即「万法」之都称,「实体」亦「本体」之异语。总之,佛书中,其 归宿处,虽有不言宇宙论、本体论,其实即其关于此方面的见地如此。若说天下有一等学问,与宇宙论、本体论等,杳不相涉,在他是认为「不能想像此等学问,究 是讲个什么」[103]?   第二点,熊氏说不清楚吕澄所言何指?他说:「人各本其一生之经验,以体究道理,则宜其所见有不能无异者矣。然自性涅盘,众生共有,则宜其所见有不能无同者矣。有异则相非,不非,无由见异。来书责以不敢相非,是于拙未尝立异也。何乃以此见责耶? 」[104]── 此答辩,最后一句,应是反嘲。试想熊氏如何不知吕澄责他立异说的指涉? 通篇不都在辩驳「性觉」与「性寂」之别吗?   第三点,是关于印度佛教史上的空、有之别。非精通佛教文献学和思相脉络者,不易厘清。其难不在义理之复杂或深奥,而是在史料的验证,须得查找出处才 行。否则即不明对方所言为虚?为实?熊氏说他平日用心,不在这方面,因此对「一切说」与「分别说」的「离合之迹」,他不欲深究 [105]。在信中,前后二次 [106] 提到,愿请吕澄将其撰述出来。故熊氏对吕澄的此点指谪,只有说:他在书中(案即《新唯识论》),谈空是依《大般若经》,谈有则据《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自信并非无据 [107]。 其他就谈不下去了。   第四点,是就「闻熏」的入手问题,有所答辩。这也是双方最针锋相对之点。熊氏认为「胜义而可言诠,自是工夫上着论」一语,他 可以同意。但他认为「用工夫的」是「本心」;而「本心」 即是「实相」。他说:「识本心的,即是本心自识,……见本心的,即是本心自见,……本心与工夫,非是二物,如何说关合?」并批评唯识家以「赖耶」为「主人 公」──流转的主体,却不肯承认「自家真主人公(本心或实相))明明存在,而唯是「染分」,教人靠经论做正闻的熏习。因此,「工夫做到熟,也只是义袭而 取」[108]。   按:佛教的「心性本净说」,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经论里,「心」、「识」、「意」三者可以通用,也可以依用语习惯的不同,作不同的诠释。《杂阿含经》说:「彼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异生异灭」[109]。主要在说明内心有迁变生灭的无常现象。为了对治这种心识的「瀑流」特性,修行者要习禅定工夫,《杂阿含经》卷四七 [110] 说:「心则『正定』,尽诸有漏。如巧金师、弟子,以生金着于炉中,增火:随时扇韡,随时水洒,随时俱舍。……如是生金得等调适,随事所用。」《经》上以炼 金为喻,说明心是要调适的。如此作法,用意何在?因内心的统一、调适,可灭除烦恼, 对众生的解脱──摆脱烦恼──是有效的,故《杂阿含经》又说 :「心恼(染)故众生恼(染),心净故众生净」[111]。心的问题,逐渐从「对治」的功效中,察觉到「心」之「净化」的本质问题。   南传的《杂阿含经.增支部》[112] 即已讨论到 「心性本净」的问题了。如说:
  比丘众!此心极光净,而客尘烦恼杂染; 凡夫异生不如实解,我说无闻异生无修心故。   比丘众!此心极光净,而客尘烦恼解脱;有闻圣弟子能如实解,我说有关圣弟子有修心故。
  这种看法,也是根据佛法,修习禅定有成就后的「经验报告」。对治烦恼,而使心明净,原是由工夫而生境界的发展过程;然自心 可明净的角度言,当然心本身具有这种可能性,否则如煮沙不会成饭一样,是不可能有明净的成就的。──「心性本净说」,以后即成为部派佛教中,重要异议的思 想问题 [113]。 大乘佛教开展后,三系思想(般若系、瑜伽系、佛性系),也是就这一思想作不同角度的诠释。但,未有如熊氏所说,将「实相」、「本心」和「工夫」都看成一味 的观点。假如这样的一元化,会使学习方法和作用,无从着力。起码熊氏一生的着述,要说服「读者」即成多余。更何况,他自己早期原经历了种种思辨工夫,才形 成一套看法,如何可将「工夫」和「本心」混为一谈呢?   第五点,是吕澄责熊氏对《起信》、《楞严》等「伪书」的问题其思想根源辩护。在吕澄看来,二者是二而一的。熊氏却绝不承认。他首先说,他的平生所学, 有《新唯识论》在,与「伪书」毫无关系。又说一生为学的兴趣,「本不属考据方面」,他不必定要对此有所评断。可是在吕澄节节进逼下,他亦忍不住说下述的看 法:
  《楞严》一书,颇有不类佛语处。然以文体论之,其浩衍、雄浑、决非中国人所伪。……当是印度外道之归佛者所为。《起信》中,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一语,绝不是佛家旨意。……除此之外,综其大旨,不必背佛法也。   《圆觉》以文体论,当是伪。然若以谈性觉而非之,则菩提是佛说,其可病也?[114]
  但是这种讲法,非文献学的精密的考察,只以本身思想立场衡准之而已!在熊氏的意见中,仍然强调「说自性涅盘者,只形容自性寂的方面。说自性菩提者,只形容自性觉的方面,断不可因此硬分能所也 [115]。 况且,吕澄既主张「自性涅盘」是「所缘境界依」,其中显不容着力;而佛陀总劝人发「菩提心」,分明是在「自性菩提」,即「性觉」上致力。──如此,则在各 人的立场上讲,只能是相对的正确。判「性觉」为「伪说」,「伪说」未必不可尊也。这是熊氏一直坚持到底的!   至于生平「任情直行」之病,熊氏也不否认。但总以真理为依归,求诸心,信诸心,而后即安,「则一生之所持也」[116](五)吕澄对前信的补充说明(复书三)   在熊氏回信之前,吕澄又补寄一信(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即在原信「能所异位,功行全殊」的句下,加注「一则革新,一则返本」八字。按:此八字,熊 氏在回信时,显未看到, 故信中不曾提及。现在我们看到的信函内容,是后来才补上去的。   吕澄认为这八字,可当「眼睛」,使意义显豁。并且他又加了一段重要的说明:
  唯其革新,故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展开。庶几位育,匪托空谈。此中妙谛,未可拘本体俗见而失之也。唯其反本,故才起具足于己之心,便已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至于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117]
  按:吕澄在这里,诠释两者的区别,是所谓「瑜伽正宗」[118] 的禅定理论,摆脱中国式禅宗的立场,恢复了印度禅法的风貌。此话怎说呢?因吕澄在前信解释「性寂」中的「工夫」时,曾提到「实相般若」即「自性净心,亦即虚妄分别」。又补诠说:「证则真现而非 妄,常故妄现而非真,其义相成也」[119]。── 确为唯识学修行理论的中肯讲法。如果不懂,即会对其所述的概念名词,生成一些望文生义的联想。   在佛法发展的思想源流里,常有理论影响实践,或实践修正理论的状况出现。唯识学是由修习禅定的体验心得,逐渐发展为精密的理论体系。佛教的生死轮回观 念,是认为人有「无明」,障碍了「智慧」,因此有种种错误的行为生成,并造成一连串不良后果的影响──业感缘起。为了要透视这一错误的根源,又能进而消除 它的不良影响,豁显真理的光辉,于是要依止观的修炼,而逐渐接近到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境界,难以形容它有什么内容,只能说它是烦恼作用止息的境界。「寂」 的意思,就是指这一境界。用譬喻来说,就像干净的水,完全透明,无一丝杂质,或像白光一样,没有一点黑暗的成份。但是,要达到这一步之前,必得先克服认识 上的层层障碍──妄识乱现。这就引发了唯识学的认识论问题。   到底在主观意识图象背后,有无一根本的源头呢?从经验上,我们知道,感官接受的外界消息,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外界的认识也印象迁流不定,所以无从掌 握一不变的「真实存在」。但是,从内省 上,透过禅定的作用,使感官的认识规律化,向内层层探索,直到一切意识的乱流被止息了,心的作用纯粹化了,于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离的距离消失,这样就变成 一纯粹的境界。吕澄在前信中说:「证则『真──现』非妄;常(出定的情况下)故『妄──现』而非真。」的确是一种「境界依」。然而,为何说是「革新」呢?   「革新」是对克服妄识而言。禅法的止观成就,是有阶段性的,并非一悟即成。在达到「鹄悬法界」──净化、无烦恼、完美的顶点──之前,确需「穷际追 求」,妄与真之间,成了一彼消我长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些体验,虽然一般修行者,也能从静坐中得到一些;但佛教是以佛陀的禅观为典范的,故非浅尝即止, 也非无圣教依据的。假如能明白这一道理,美好的人生目标,便可任尔追求。一旦禅观至最高境界,则「位、育」──吕澄借用《中庸》的概念名词──就不只是空 谈的理论了。   因此,吕澄曾向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我们因无从衡断他的境界如何?但其说词符合佛教 经论,则是没有疑问的。

熊十力论章太炎

 
    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得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披上“尔放 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 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先生处 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

                                                                  
徐复观按语:<评章太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4月14日

And the Spring comes

    昨日邀上几位朋友一起去观看《立春》,但是等到入场时,柯达却说数码放映机故障,影片也干脆一并下了线,要知道它一共才上映两天,而且都在上午11点半这个尴尬时段,如今还要匆匆下线,可见院线制度商业化之严重,这也让我等好生郁闷。只好先在STARBUCK闲谈,一阵后,MM打听到对面的永华上映,于是两点赶过去,得以完整观看全片,总算不枉此行。
   无论如何,顾长卫的导演功力日见增长,摄像部分一贯保持了高水平的构图能力,而且也少了《孔雀》里过分的炫技,精致却不夸张,显得较为克 制。没有了〈孔雀〉里的那一次超现实主义的降落伞,却增添了王彩玲的黄色围巾,如此处理,不至于我们将那个时代的情绪过分美化,也不至于将它过分负面化, 毕竟鲜艳的背后是人生不断寻找的冲动。立春的整个叙事也比《孔雀》要强许多,《孔雀》里面很多仍然有幻灯式的场景感,而《立春》的镜头叙事却十分流畅,过 渡也十分自然,一气呵成,不见《孔雀》里的拼借痕迹。
    电影开篇也让人赞叹,广播里播放的是舒伯特的Frühlingsglaube(慕春),而自行车的人流也拍的自然明亮,让人折服。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里的托斯卡的那段“为了艺术,为了爱情”(Vissi D'arte,Vissi D'amore)与前面所提的慕春,以及影片的配乐部分,都相当成功,绝不突兀。
    如果说《孔雀》让我无动于衷的话,《立春》则触动了我,尽管里面颇多今日看来较为可笑的场景,比如当年女性争为时尚的健美裤。但是许多场景却又让人未免有些伤感,比如那灰色的楼房,灰暗中开始点缀出来的一丝服装的鲜艳,那隐喻了一个时代的某些自由的冲动,但是它背后,却隐然存在着一栋高墙,灰色、冷漠,就如同王彩玲歌唱时的观众,被黄四宝羞辱时背后那栋灰暗的教学楼、那些围观的人们。
    我们可能也曾经是那些灰暗色调中的一份子,因为那个时代是我们共同参与的一个特殊过程,今日固然可以“时代进步者”的身份评判过往,但是却无法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去忘却那样一个事实:自己也曾经是其中一员。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无意识的见证过一些“王彩玲”或者她的变形版本,我也曾经有机会去跟从一位当地的音乐老师学习声乐,那位老师还曾在湖北省获得过奖,那时候心目中的她,神秘而备受崇敬,尽管我的家庭与她有良好的私交,但是她后来意外的溺水,却让我断绝了一条道路,个人经历而言,无所谓好坏,但是每次看到王彩玲弹琴,我就回想起那年在那位音乐老师家的情景,琴盖打开,上面一本乐谱,那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而我曾经在它的门口擦肩而过。
   自然,那个时代,那座小城,没人关心她唱的是什么,是Schubert还是Mozart,能让她维持尊严的,或许是她的家庭与获得的艺术荣誉。但是人们议论她的,常常是她婚姻的危机和离婚后的琐事种种。她是否对这样一种处境有所不平,有所愤懑,我不得而知,但是小城里的艺术,总是呈现出极端的悖谬感,高雅却又不断经受着流俗的侵袭,最终让她们要么拉平成和大家一样,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不再构成一种差异性的挑战,不再成为“一根鱼刺”,要么就永远的消失,无论是用死亡,还是用一种自我封闭与麻木的方式。
   顾长卫镜头里的小城,总是与梦想产生着强烈的冲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王彩玲何尝不是被都市所拒绝,音乐的权力机制有它自己的生产逻辑,并不因为你的天赋与能力,而是要依赖户口与关系。所以王彩玲其实无处可逃,她一直想逃离小城,但是她所要进入的那个艺术生产机制,仍然是国家权力生产的一环而已,艺术也并非最高的评判标准,就如同那位冷冷的办公室主任所说的,没有编制、没有演出机会,艺术已然是一片荒芜,就算“为了艺术”又如何?
   但是,在那个灰暗的小城,同样是艺术青年的黄四宝,也一次次的经受着无法考上美院的折磨,梵高是艺术的目标,但是却无法承担梵高的代价。他和王彩玲互相唏嘘,互相温暖,但是在一夜酒醉后的亲密关系之后,黄四宝当众羞辱了容貌丑陋的王彩玲,也粉碎了王彩玲在这座小城里唯一的温暖。艺术理想已然破碎,“为了爱情”最终也是一地荒芜。
  在将那位欺骗她的小女孩成功的送上了中央电视台后,王彩玲本来以为是艺术理想的回报,却不想这背后却仍然是一场依靠关系网络搭建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对于王彩铃而言是失败的,而那位小女孩却成功了,不幸与幸,不在天赋,不在努力,有时候只是一次偶然,这对于王而言,无疑是最为绝望的结果。
   但毕竟顾长卫是温情的,他没有象《站台〉一样,让崔明亮麻木的看着窗外黑黝黝的城市,他让王彩玲收留了一位嘴唇畸形的小女孩,还成功了进行了治疗。影片的结尾,母女二人,依旧是在天安门广场,王彩铃没有象以前那样呆看着城楼,而是深情的看着女儿,于她而言,艺术是一场未实现的梦想,是一次不甘于平庸的人生实践,但是这样的人生探险可能成就世俗的功名,也可以在失败后挫败沉沦,最终麻木冷漠,但是王彩玲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婚姻,也放弃了曾经执着的艺术理想。因为她没有良好的容貌来获得一次成功的婚姻,就算那位隔壁漂亮的女子,也难以保存婚姻与家庭,她放弃了艺术理想,因为那一套艺术权力的生产机制,她没有任何机会,一面是婚姻爱情的“美色”逻辑,一面是艺术背后的“权力”逻辑,她都缺乏条件适应,只能最终头碰血流。但是顾长卫毕竟给了她一个家庭,在天伦之乐的围绕下,婚姻、艺术都开始消退,王彩玲开始与自己和解,或许她已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家庭与孩子,是她最后的避风港。只不过在这点上,贾樟柯的〈站台〉更为阴暗,家庭、孩子最终只是一个人生轮回的机械过程,麻木、冷漠构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调,而顾长卫的电影结尾总是温暖明亮的,这是两位导演对人生的理解,尽管他们所描述的,都是那同样一个时代,是同样的一个内地。
 

4月10日

苦儿流浪记

      4月2日,就在我们刚把房子合同签定好的那天,我们将两只小猫带到楼下溜达,但是恰好那时一位住户下楼倒垃圾,惊动了两只小猫,小花就在我的手中迅速的溜走,再也不见踪影,这8天来,每天晚上我都会拿着猫粮去附近呼唤,因为按照网上爱猫朋友的建议,猫猫一旦走失,就只能每天深夜去一些固定地方撒放猫粮,并轻轻呼唤。可是连续几天深夜出去,吸引的却是几只地道的流浪猫,其中一只小黑白猫,每次一唤,就会飞奔而来,粘人的很,所以每次也会多给他一些猫粮。不过小花却是踪迹全无,想想也是,校园里如此多的灌木丛,而且各种建筑物林立,地形复杂,一旦猫铁了心躲在某个角落,要找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何况家住楼房,就算老猫识途,也没办法攀登10余层楼房。
      小花走失的直接后果,是连续两天做梦都梦到它,而虎皮的变化尤其怪异,不仅每天起床后无比的粘人,而且晚上单独在阳台,明显表现的焦躁不安,不知道是害怕流浪的命运也降落在它头上,还是思念它的兄弟。这也让我十分担心,猫与人一样,也有精神上的变化可能,稍有不慎,或孤僻,或暴躁,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后果。于是还想着再收留一只流浪猫做伴。
      但是晚上从外回来,刚走到楼前,看到楼前的草地上有两只猫在那里徘徊,其中一只就是每夜盘桓在我身边的小黑白双色猫,而另外一只猫的体形颇有与野猫不同之处,且白色部分尤为显眼,十分象小花的模样与体形。MM走近观察,发现就是丢失八天的小花,但是它却迅速躲开,倒是另外一只小流浪猫以为我要撒放猫粮,并不退避。我只好轻轻呼唤,小花应该是听到熟悉的声音,慢慢靠近我,正当我准备去抓它的时候,它却迅速逃开,往大楼后面的灌木丛奔去,那后面地形更为复杂,一旦隐匿,将更难寻找,我只好一边吩咐MM回家拿猫粮,一面呆在原处继续呼唤,当确认它隐藏在某个固定角落后,便不再轻举妄动,倒是那只小黑白猫,在我身边蹭来蹭去,流浪猫如此亲近人,倒也少见。
      不多久,MM拿着猫粮下楼,我晃动着袋子,并且往地上倾倒猫粮,小花迅速走出来,然后我一把抓住,没想到它却大声的嚎叫起来,并且拼命的挣脱,想必也是受到惊吓,但是我却用力按住它,一旦这时让它跑掉,恐怕以后就不会在这一带逗留。这叫声也吸引到楼上的住户开窗观看,或许把我当作是抓流浪猫的猫贩子了。经过几个来回,毕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外流浪,吃睡俱差,已无力气与我抗争,只好任由我抓回楼去,打开家门,它便直扑卧室门,看的出,它还记得这个熟悉的环境。
     经过了洗澡,喂食之后,小花基本恢复了平静,可怜8天前还是一只大肥猫,再回家已经是瘦骨嶙峋,可见家猫适应野外生活之困难。但是始终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这8日它都未曾露面,是蛰伏不出,还是曾经到了其他什么地方,但是今天为何回到当初逃离之处,并且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让我遇到,这一切一切,均让人感觉惊奇与疑惑。
    这8天的时间,对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一周有余,但是对于猫生而言,却已经有一月不止,如果要让它写本小说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想必一定是本精彩的历险记,丝毫不亚于《苦儿流浪记》,而我在外出寻找小花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那些流浪猫,各自应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与不平凡的猫生,它们无法表达这样的体验与过程,人类也只能窥得猫生的吉光片羽,但是就在这短短的相遇中,我已感受到猫生的精彩,尽管那中间也常常遭遇到许多悲剧,就如楼下那只曾经怀孕的白猫,一个冬天之后,它就消失不见,我无法知晓它的命运,或许是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许并没有能够抵抗住寒冬的侵袭,如此种种,渗透出猫生的无奈与悲苦,但是对于人类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4月5日

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

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

【作者】索 珍
【内容提要】
本 文主要围绕美国的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人员的现状进行初步的跟踪和研究,并就美国藏学的趋势及特点作了一些分析。文章主要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弗吉尼亚大学等十几所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戈尔斯坦、杰尼特·嘉措、范德康、罗伯特·瑟曼、杰夫里·霍布金斯等比较知名的十几位学者的基本情况。这些机 构和人员当中基本涵盖了目前活跃在美国藏学研究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是对美国藏学现状的一次普查,也是迄今为止较为详细的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报告。
【关键词】 美国/涉藏机构/人员/特点 环球视窗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他们多是以“传教”、“探险”和“经商”等非官方身份踏上西藏的。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却对美国早期西藏政 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① 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3年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化装成僧人,对西藏进行了为期4年的秘密 “调查”。虽然所得资料十分有限,远未掌握有关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足资料。然而,柔克义用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拉萨的达赖 喇嘛及其与清帝的关系》(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喇嘛之地》(The Land of the Lamas: 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Mongolia and Tibet)、《西藏》(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 1891)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的说法。② 由于他是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美国人,加之他在1908年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 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③ 在柔克义之后,一些美国人也以这样那样的名义进入了我国西藏和其他藏区,随后也开始了他们的“藏学研究”。
    从学术角度而言,美国的藏学研 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20世纪40年代以前)、成熟期(1950—70年代)、兴盛期(1978年以来)。从第三个阶段开始,中美藏学界间的学 术活动和学术交流逐渐加强,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也随着有了变化。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并将西藏问题作为一 个棋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制造了不少障碍。由此,两国间的藏学研究交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美国研究者的研究也“很合时宜”地提出了一些为美国政策服务的 观点和结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更多的美国学者来到中国,走进西藏,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是变化中的藏民族生活,听到的是发自藏民族的声音。看 着西藏切切实实的巨大变化,使他们不得不把体会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写进他们的文章、书籍,由此美国藏学研究开始走向一个较好的阶段。
    可以 说,美国人最初以“传教”、“探险”开始了他们的西藏之行,而其“藏学研究”最初却是以政治为目的的。本着这样的目的,美国前前后后有许多机构、个人开始 了对我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考察、研究,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藏学的“专家”,先后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出版了诸多著作,也相继建立了一些涉藏研究机构。


    一、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及其藏学研究人员
    美国的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主要为大学的相关系科、研究所,以其中的教授为主要力量。其主要情况如下:
    1、哈佛大学
     美国藏学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闻名全球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哈佛的藏学研究对美国学术研究以及政治领域都有着很大的 影响。哈佛大学下属的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神学院、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都有藏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
    哈佛大学梵 文和印度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1872 年, 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 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James B. Greenough)把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列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Charles R. Lanman)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Sanskrit Reader),该书至今仍然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哈佛东方学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编纂出版。1902年,印度—伊朗语言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哈佛大学将原有的“印度语言学系”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增 设藏文课程,包括精读《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以及萨迦班智达的《正理藏论》等教学内容。该系现任主任为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范德康④ 1952年9月生于荷兰,1975年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为藏学、汉学、蒙古学和哲学;1976年获萨斯喀彻温大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藏学、蒙古学和满学;1977— 1979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藏学、汉学、印度学和哲学;1980—1983年,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担任尼泊尔—德国手抄本书稿保存项 目负责人;1984年,在尼泊尔和印度开展研究项目;1985—198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2—1993年,任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后任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助教,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自1995年起任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教授, 后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范德康研究领域为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和藏汉关系史。1997年他出席北京藏学研讨会,提交论文《仁达瓦及 其遗著》。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他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筹划并举办了哈佛藏学研讨会。其主要藏学论著有:《关于克珠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研究》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Mkhas grub rje IV: Mkhas grub rje on Regionalisms and Dialects),载柏林《印度学研究》(Berliner Indologische Studien 2 1986),汉译文收入《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7辑;《一部研究吐蕃王国史的新作》(A Recent contribu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Empir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1 1991, 94—107),收入《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2辑,《15世纪西藏的印度和锡兰游客》(Still in Search of Dharma: Indian and Ceylonese Travell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Tibet)和《11—13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等。作为博士生导师,范德康教授已带出了10多名藏学和印度学博士。
    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创建于1816年。近几 年设立了藏传佛教讲席,2001年美国著名藏学家杰尼特·嘉措(Janet Gyatso)进入哈佛神学院,使神学院与藏传佛教结缘,开始了藏学研究。
     杰尼特·嘉措(1950—)⑤ 现任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希佛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神学院设立藏传佛教讲席后于2001年下半年加入。目前所授课程有:西藏宗教、佛教哲学问题、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亚洲和美洲的理 论与实践。杰妮特·嘉措前夫为西藏贵族后裔鲁康·洛桑嘉措(Lukhang  Lobsang  Gyatso)。 她曾向藏族高僧达孜夏仲活佛(Thartse Shabdrung Rinpoche)、德雄活佛(Deshung Rinpoche)、噶鲁活佛(Kalu Rinpoche)等学习藏传佛教,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东杰波的文学传统——西藏幻想的佛教研究》(A Literary Transmission of the Traditions of Thang-stong-rgyal- p A Study of Visionary Buddhism in Tibet)。她提倡使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方法去研究西藏,尤其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宗教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和性别的概念、西藏 医学传统、佛教寺院实践和恒特罗(密宗)中妇女的地位。其代表作为《自我的幻象:一位西藏的幻想家的神秘自传——晋美林巴(Jigme Lingpa)的水中舞月和达基的伟大的神秘谈话的翻译和研究》(Apparitions of the Self: the Secret Autobiographies of a Tibetan Visionary: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Jigme Lingpa's Dancing Moon in the Water and Dakki's Grand Secret-Talk,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0p.)。她与汉娜·哈勒维克(Hanna Havnevik)合作编辑了《西藏妇女》(Women of Tibet)文集,2002年由赫斯特(Hurst)出版公司出版。还编著了《记忆明镜——印度和西藏佛教中的思维和记忆反思》(In the Mirror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indfulness and Remembrance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由桑尼出版社(Suny Press )出版。 杰妮特·嘉措目前担任国际藏学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ATS)主席、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顾问、 智能出版社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专著丛书编委等学术职务。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成立于1955年,时称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当时费正清(Fairbank, John King )成功引进了卡内基基金和福特基金,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两大系列课题的研究,使该中心迈出了最艰巨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步。该中心不久就有了自己的教师和 研究队伍,有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为美国和西方学者搭起了一座与东方文明接触的桥梁。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该中心从近几年开始不仅出版有关研究西藏的书籍,而且邀请藏学家访问、合作研究,并在2002年1月11—13日召开了主题为《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变迁》(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ibet)的藏学研讨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又于2002年4月20—21日召开了第二次藏学研讨会,主题为《冷 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The Cold War And Its Legacy in Tibet: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Regional Security),具体主办者为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两次会议为政治性很强的学术会议,”从各个方面探讨“西藏问题”,试图 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这不仅加强了哈佛的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影响。
    克纳斯(John Kenneth Knaus)是该中心客座研究员。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后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现已退休。其代表作为《冷战的孤儿》(Orphans of the Cold War),此书在美国有较大影响,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还在《哈佛亚洲季刊》(Harvard Asia Quarterly, Summer2000)上发表了《不确定的联盟:美国政府与西藏》(An Uncertain Ally: The US Government and Tibet)。克纳斯还于1999年3月也就是在《冷战的孤儿》出版前一个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表了《美国对西藏的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 Tibet)的演讲。⑥
    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是美国—非盈利的基金组织,创建于1928年。旨在资助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高等院校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及发展。自从由国际知名的汉学家 杜维明接管后,开始涉足藏学。先后邀请中国藏学专家作为访问学者,开展藏学研究。
    在哈佛大学,除了以上几个机构外,哈佛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以及亚洲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也有一些藏学研究的项目或人员。其中有的机构还与哈佛的其他相关机构联合召开过有关西藏的会议。


    2、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 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 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1938—)⑦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59年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分 别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至今),“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西藏事实 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 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IREX)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 会”(IUAES )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 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 (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 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 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 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 (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 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 质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 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 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 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 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 —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 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其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 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 )(与扎西泽仁等合著)、《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3、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建于1754年。该校宗教学系和东亚语言和文化所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赫赫有名。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宗教系的罗伯特·瑟曼教授、东亚语言和文化所的塔特尔教授、罗伯特·巴那特博士。
     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专家。1960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东亚 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曾在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卡尔梅克高僧格西旺杰⑧ 为师,并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新泽西州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传佛教。他是当时西方第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瑟曼教授还俗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运 用传统的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文献和手稿,工作重点在印度和西藏的哲学研究,尤其对宗喀巴和格鲁派研究情有独钟。瑟曼教授除了研修藏传佛教外,还向美国公众 阐释藏传佛教。他的关于藏传佛教的通俗书籍、谈论和在电视中的出现使他在整个美国出名,1997年被美国《时代》(Time)杂志列为全美25位有影响人 之一。在美国也有一些学者批评他使宗教过于单一化,而且对于西藏和西藏的文明的看法过于传奇化和浪漫化。他在西藏问题方面与我国政府持敌对态度。
     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 他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西藏研究的终生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研究现代西藏历史的学家,出版了《现代中国进程中的西藏僧侣》(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是一本有关中国人对于20世纪早期西藏佛教的观点的书籍。
     罗伯特·巴那特博士(Robert Barnett)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及讲师。出生在伦敦,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是研究20世纪西藏历史和政治及当代文化的专家。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 主持参与“现代西藏研究”项目和研究。这类项目研究在西方尚属首次。他在东亚语言和文化所以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校工作,开设“现代西藏之理解” (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目前正开展当代西藏的文化如电影和电视等的研究。还与弗吉尼亚大学合作进行双向培训规划:在西藏大学为外国学生建立一年一度的夏季培训 计划(暑期藏语文学习班——学习和考察),为西藏的若干学者和教师在弗吉尼亚大学进行培训。从1987到1998年他曾在伦敦西藏信息网工作。已出版的藏 学著作有《西藏的领导者名录》(Leaders in Tibet: A Directory)、《一支毒箭:十世班禅喇嘛的秘密请愿》(A Poisoned Arrow: The Secret Petition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斩断蛇头》(Cutting Off the Serpent's Head)和《西藏的抵抗与改革》(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等。


    4、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
    1819 年创立。 其藏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和大卫·杰玛诺(David Germano)。该校与西藏大学合作开办暑期藏文学习班,他们先后多次邀请了西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的老师和学者在图书馆进行培训。
     杰弗里·霍布金斯(Jeffrey Hopkins)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著名教授,并且是该校宗教学系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的藏传佛学家。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拜高僧格西旺杰为师, 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传佛教。他主要是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典籍进行翻译和研究。2004年退休。
    大卫·杰玛诺 (David Germano)是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的教授, 也是一名人类学家。他作为“西藏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在2004年代替了同年退休的杰弗里·霍布金斯教授。他的早期工作和专长是研究宁玛派哲学。20世纪 80年代曾到西藏进行过考察。自从1997年以来专注于帮助西藏发展教育资源。1998年,他和同事一起建立了“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的数字图书馆” (Tibetan and Himalayan Digital Library,简称THDL)。他与西藏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主要是针对藏族和外国人关于藏语教学、文化和共同开发计算机资源,以数字技术进行学科间合 作,支持藏学研究。他娶有一藏族女子为妻,本人能说流利的藏语。
    近年来他负责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以下几项:西藏主要的历史遗址:合作项目 协调官之一;拉萨邻近地区规划:设计者、组织者和研究者;旧木如寺院:协调、顾问、摄影、翻译;阿里项目:设计、主任;西藏传统口碑资料整理项目:项目的 最初报告整理,参与田野调查和分析;宁玛派文献收集:设计者和主任;保存现有传统藏人民间的音乐项目(收集):在2000年、2001年、2002参与田 野调查;西藏大学文献中心:中心三位创立人之一和顾问;藏语言学习资源:TLLR主要协调官,包括田野调查、软件设计等;藏文统一的字符编码标准项目:设 计者和主任。


    5、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建于1817年,是美国最 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是该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他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Buddhism in Practice)、《印度佛教实践》(Buddhism of India in 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Buddhism of China in Practice)、《西藏佛教实践》(Buddhism of Tibet in Practice)等书。他撰写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一书,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识,纠正了很多西方人士对于西藏佛教用语的误用。他最近开始着手研究20世纪西 藏宗教的作者和哲学家,特别是对根敦群培的研究。


    6、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成立于1800年,是美国国立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量达1亿2千多万册,包括470种文字的图书。 该馆亚洲部中文分部的中文藏书量在西方国家排名第一,中文书籍达48万册,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中文分 部还藏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有200多种藏文木版印刷品,400多种满文资料和3000种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资料。⑨ 迄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仍在不断地从中国内地、台湾和港澳地区搜集购进大批量的书籍、期刊、报纸,以充实其书库。该馆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 理、医学、乐谱、占星术等诸多领域。
    20世纪60年代,金·史密斯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项目,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收集了4000多卷翻印的藏文文献。这些资料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18所大学最早收藏的藏文文献,奠定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基础。⑩


    7、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he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简称TBRC)
    1999 年由金·史密斯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藏学家范德康在美国波士顿创办。TBRC为非盈利组织,以金·史密斯个人收藏的藏文文献为主。该中心于2003年迁至 纽约。TBRC共有12000余卷藏文文献,内容包括宗教、哲学、医学、艺术、心理、星相、历算、诗学、历史等,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萨迦 派、觉囊派以及苯教文献都有收藏。包括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拉达克手写本甘珠尔、第一世至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一世至第八世班禅传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各 教派传承喇嘛传记等珍贵文献。TBRC收藏的最早的藏文文献包括为忽必烈刻制的时轮金刚释文,该文献附乌金巴大师回向文,其印刷年代为1294年至 1304年。目前TBRC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是将TBRC所有的珍贵文献资料扫描、刻入光盘。截至2004年7月, TBRC已完成了12000卷中4000卷文献的扫描和刻录。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 研究机构和个人可以向TBRC订购藏文文献光盘。TBRC的另一个项目是建立藏文文献信息资料网上数据库。TBRC的网站(www. tbrc. org)是搜索藏传佛教历史人物及作品目录的网上工具。在该网站的主页上,搜索的内容包括书名、地点、人物、大纲、主题等。在搜索栏内输入所需查询内容的 藏文转写,就可以查到所需信息,内容包括作者姓名、生卒年、性别、师徒姓名、作品目录等。到2004年7月,TBRC 的网站上共存有7000位作者以及20000本图书的信息。(11)
    金·史密斯(Ellis Gene Smith, 1936—)(12) 是美国纽约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藏文文献专家。美国哈佛大学荣誉讲师、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藏传佛教专业副研究员、美国智能出版社编审。1959年获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区域研究学士学位;1960年至1964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蒙古语和藏语。1964年,获博士学位; 1964年—1966年,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梵文,之后到印度从事藏语的研究和田野工作;1966年—1968年,金·史密斯获得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资助,在印度和尼泊尔从事田野研究工作。
    1968年2月,金·史密斯作为一名藏文专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任藏语和印地语顾问。由此他开始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Public Law 480)项目在印度、尼泊尔、不丹购买翻印的藏文文献资料。该项目历时20多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18所大学以及美国部分公立图书馆各买了4000 至5000卷藏文文献。1974年8月至1985年9月他曾先后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海外项目主任助理、美 国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主任等职。1985年9月至1994年7月,调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雅加达办公室主任;1994年7月至1996年12月担任美国国 会图书馆开罗办公室主任。40年来,金·史密斯已发表40多篇有关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即1969年出版的《华盛顿大学藏文文献目录》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ibetan Catalogue),2001年出版的专著《藏文文献——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与文学》(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在40多年的藏学研究中,金·史密斯为无数藏学研 究者提供资料、解答疑难、指导研究方向。其创建的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因他收藏的珍贵藏文文献以及他的名声而成为纽约藏学研究的机构之一,不少藏学家专程 从美国各地甚至从国外来到纽约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查询资料、请教金·史密斯。


    8、喇孜(13)——当代藏文化图书馆(Latse Contemporary Tibetan Cultural Library)
     喇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是美国利众基金会的项目之一。该馆地址设在纽约,藏有1万多本书和1万多份报刊和杂志。现有4名工作人员,白马奔(Pema Bhum)是主任,他曾在印地安纳大学教授语言和文化课程,目前在研究现代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丹增诺布(Tenzin Norbu)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藏语讲师,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音乐颇感兴趣。索朗达杰(Sonam Dhargay )持有印地安纳大学颁发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硕士学位,致力于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藏文化中。李·克里斯帝娜(Kristina Dy-Liacco)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了藏文化方面的研究生课程,获有图书馆和信息研究硕士学位。她还从事云南纳西族文化中的藏族文化研究。
    图书馆的宗旨是“提供一个进行公开资讯和研究藏文化的场所”。目前该图书馆影响广,吸引了不少对藏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图书馆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搜集和提供多语种书籍档案、多媒体资料以及其他科研资料。


    9、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创建于1820年,在全国共有8个分校。这8个分校中的布鲁明顿分校,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长兄土丹晋美诺布到该校任教后开始与藏学研究结 缘。土丹晋美诺布幼年即被认定为当才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的转世,然后被送到塔尔寺出家修习,后来其胞弟于1939年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其全家从青海迁到拉萨。土丹晋美诺布于 1960年结婚,在1961—1965年间曾担任过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馆长,负责编目馆中所收藏的西藏文物。1966年自纽约市迁居印地安纳州布鲁 明顿市,在印地安纳大学乌拉尔语与阿尔泰语研究学系(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任教,主要教授西藏语文、宗教、僧侣制度和政治组织等课程,从此在藏学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像史柏林那样的美国本土的藏学研究人员。 土丹晋美诺布于1987年自印地安纳大学退休,后来主持自办的西藏文化中心。
    史伯林(Elliot Sperling)于1983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现为印第安纳大学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系教授。他熟悉藏语、蒙古语、汉语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地方史、汉藏关系等,重点在于明朝时期的西藏地方史。他 曾经就有关元明时期汉藏交界的历史变迁近代赵尔丰在康的“新政”、红军长征在康区等方面做过研究,同时也关注当代西藏问题。2002年4月出席哈佛大学藏 学研讨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与西藏的人权问题》(China and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的论文。他曾出席美国国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他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东方民族特色”与西藏传统的暴力表现》(1997) (“Orientalism”and Aspects of Violence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卓仓多吉强和明朝的早期关系》(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Gro tshang Rd-rje-vchang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ing Court)(2000)、《西藏——中世纪的贸易、旅游和探险》(Tibet: Medieval Trade, Travel, and Explorations: An Encyclopedia)(2000), 《流亡与抗拒》(“Exile and Dissen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in Tibet Since 1950)(2000)、《敬畏和屈服》(Awe and Submission: A Tibetan Sristocrat at the Court of Qianlong)(1998)、《藏人、蒙古人和满人》(Tibétains, Mongols et Mandchous)(法文,1997)等等。


    10、其他涉藏研究机构及藏学研究人员
    除了上述涉藏研究机构及其从事藏学研究的主要人员以外,还有几位在藏学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美国学者。
     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宗教研究的教授,兼法国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藏传佛教研究室的主任。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梵文学位、 布朗大学哲学学位。他精通梵语和藏语,研究领域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历史和教义,重点是宗教在西藏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近作有《佛教的西藏同化》(An Assimil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与戈尔斯坦合作主编《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南希·列维尼(Nancy Levin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人类学系副教授。“她是犹太人, 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开始学藏文读博士学位。她对藏族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西藏,她曾经到瑞士拜一位喇嘛为师,学过三年 藏语。”(14) 1970年在里德学院(Reed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在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获得硕士学位;1978 年在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目前其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当代藏区,曾先后到西藏阿里、青海果洛和四川色达进行实地考察。
    她 先后出版和发表了“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之比较研究”(Traditional Taxation Systems in Western Tibe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西藏研究》1993)、“西藏少数民族的变异和文化”(Ethnic Variation and Cultures of Tibet)、《白莲花:西藏文化简介》(White Lotus: An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Culture)(雪狮出版社,1990);《一妻多夫之功能:在西藏边境的血缘关系、家庭生活和人口》(The Dynamics of Polyandry: Kinship, Domesticity and Population on the Tibetan Border, 芝加哥大学出版,1988)、《西藏三个社区关心孩子的差异》(Differential Child Care in Three Tibetan Communities,人口和发展回顾,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1987)。
     谭·戈伦夫(Tom Grunfeld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历史学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和纽约大学。他的代表作为《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15) 。“2000年8月, 谭·戈伦夫教授参加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Ⅹ Ⅷ IPSA World Congress),提交了题为《西藏与美国》(Tibet and The United States)的学术论文, 补充了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未涉及到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历史。同年4月, 戈伦夫发表了题为《重估对藏政策》的文章(‘Time to Reassess Tibet Policy’, The Progressive Response, Vo1. 4, No. 10, 2000.)。”(16)
    乔治B. J. 德莱弗斯(Georges B. J. Dreyfus )是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 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宗教系的教授。他在印度的西藏佛学院学习了15年,是第一个获得格西头衔的西方人。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他的第一本专著是《认识本真之在:法称哲学思想及其在藏地的译介》( Recognizing Reality: Dharmakīrti's Philosophy and Its Tibetan Interpretations, Albany, 1997);还著有一本关于《中观论》(Madhyamaka Philosophy)研究的著作;与萨拉·玛克利托克(Sara McClintock )合作编辑《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区别》(The Svatantrika-prasangika Distinction. Boston, 2003)。他近来著有《击掌之声》(The sounds of two hands Clapping, Berkeley, 2003),以一种自传体的形式论述了西藏寺院僧人特殊的教育方式。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为佛教哲学、经院哲学、僧院制度、保护神祭仪、民族特性和同一性。
     哈如纳嘎(Harunaga Isaacson)美国国籍,1965年生于日本。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和远东研究系,后转到南亚系任助教。1985—1990年在荷兰的高宁根大 学学习哲学和印度学;1990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早期胜论的感知理论》;1990—1991年在汉堡大学威热勒(A.Wezler)教授指导下的印度和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班上学习; 1995年获得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胜论研究的相关材料》;1995—2000年在牛津大学的东方学院做梵文研究博士后。从2000年起,曾 先后任汉堡大学印度和西藏历史文化学院的助教,日本东京国际佛教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参加过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项目,被授予美国哲学协会2005年度的休假 年奖学金(Awarded a Sabbatical Fellowship by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并且被牛津大学的众灵学院选为2006年度的访问学者。
    哈如纳嘎教授精通梵文,并通晓德文、英文、藏文和日文等。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印度哲学和佛教密宗。自从1992年起,在欧美以及日本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及评论10多篇。


    二、特点分析


    通过对美国主要涉藏教研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 美国学者由“伙伴关系”逐渐向独当一面方向发展 从美国的藏学家成长的经历来看,较早期的学者大多是通过向流亡在外的藏人拜师、合作、同居、结婚等一种伙 伴式的关系进入藏学圈并得以成长,如杰夫里·霍普金斯、罗伯特·瑟曼、凯普斯坦、金·史密斯、范德康、戈尔斯坦、大卫·杰玛诺等等都拜过流亡国外的著名高 僧和学者为师,使他们有机会得到藏族文化的真传,有的还以合作身份撰写论著,名噪一时。其中瑟曼还曾皈依藏传佛教、削发为僧,藏传佛教造诣很深,在美国有 较大的影响。而戈尔斯坦、大卫·杰玛诺等还是通过其藏族配偶进入藏人圈和藏学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其藏人老师或妻子过藏文和藏语关,再学佛教知识等传 统文化知识,然后通过自己所学的理论对藏学的某个领域进行符合现代学术规律的研究,成为美国藏学界的代表人物。如今他们带学生,并进行独立研究,在学术界 可以独当一面。他们的学生有的也已跻身专家学者行列。
    2、高等院校仍在美国藏学的传播中继续起主要的作用 从美国藏学的学科分布和人员情 况看,其主要研究项目和人员大都集中在高等院校。美国藏学研究通过以学校为依托,与院校同步发展。有的院系还把某些藏学课程设置为必修课,推动了藏学研究 的发展和藏学后续人才的培养。高等院校在传播藏学方面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后仍然是藏学教学研究的主要基地。
    3、美国藏学从单一领域逐 渐向多领域发展 美国藏学家传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等学科,很多学者都是这个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近年来美国藏学界关注当代西藏政治、经 济、社会以及中美关系中的西藏关系等众多领域。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美国藏学研究领域还有不断扩展的趋势。尤其在朝着现实研究方面与传统研究并重的趋势发 展。
    4、藏传佛教仍然在美国藏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藏传佛教在美国发展很快,据统计现有较著名的寺庙和修习中心50多座。藏传佛教与 美国宗教从冲突到融合,打破了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统治美国社会的局面,成为美国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58年在新泽西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 寺庙开始,以格鲁派为主的各教派都相继在美国建立传教中心、开办学院。他们有自己的杂志、刊物以及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尽量使藏传佛教适应西方社 会,把现代学科的内容与藏传佛教内容相互融会贯通,追求内心的平静。藏族一些高僧在美国传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帮助和默认。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藏 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从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来看,藏传佛教对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社会、文化及精神领域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美国民众对藏传 佛教仍很感兴趣,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也源源不断。此外藏传佛教的有关问题还与“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不仅不会降温, 甚至还有升温的可能。
    5、美国的藏学寓学术于政治之中,凸显为其政治服务的特点 美国藏学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 日益增多。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现实研究方面的“西藏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对西藏政策。其中多数学者学术功底深,学风严谨。而有些学者则在政治上不能保 持其承诺的“公正”立场,有的还持有错误观点。
    6、美国藏学注重走出去,尤其注重走向中国 美国藏学界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他们积极承办和 参加国际藏学会,邀请各国学者到美国进行学术活动。过去他们了解藏族的宗教和社会首选的只能是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藏族聚居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藏学机构与藏学家。他们邀请我国藏学家到美国进行学术活动的人数和时间不断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也到中国进行考察。有些大 学还把大学生实习也选在西藏,一改往年到印度、尼泊尔藏族聚居区的做法。中美藏学界的联络趋于更加频繁、更加密切。
    7、美国藏学研究的重 点由西东移 美国的藏学研究由原来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移至东部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20世纪70— 80年代,西部这几所大学里有韦曼(Alex Wayman)、 米勒(Andrew Roy Miller)、威利(Wylie)等藏学家,而威利又是美国藏学的泰斗,他不仅发表著书,而且还首创藏文拉丁撰写,并被广泛运用。金·史密斯、戈尔斯坦 等在该校获博士学位。韦曼、杰尼特·嘉措等又在伯克利分校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可见当时西部藏学研究的繁荣。而如今西部缺乏名师名导,论著减少,且含 金量不足。东部则名师云集,学生增多,学术气氛活跃。


    注释:
    ① 也有人译为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
    ② 〔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成军译自《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20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 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转引自李晔、 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J].《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www. mgyj. comPDF版)。
    ③ 李晔、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www. mgyj. comPDF版)。
    ④ 资料来源于杜永彬:《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述评》,中国藏学网(www. tibetology. ac. cn)。
    ⑤ 资料来源于杜永彬《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述评》中国藏学网(www. tibetology. ac. cn)。
    ⑥ 程早霞:《美国对中美关系中“西藏问题”的研究评价》[J].《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94页。
    ⑦ 有关梅·戈尔斯坦的情况, 杜永彬的《戈尔斯坦——美国的“西藏通”》有详细的介绍,本文仅作简要介绍。
    ⑧ 格西旺杰,蒙古僧人,为格鲁派高僧。1955年抵美,以讲授蒙古文、藏文为主。1958年在美国新泽西建立了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建寺不久,吸收了几位从印 度来的喇嘛,香火逐渐兴旺。参见《20世纪欧美的佛教研究》[A].载《黄夏年先生论文集》[V](www. guoxue. com)。
    ⑨ 陈俊:《小议美国国会图书馆》[J].《人大研究》2004年第12期(总第156期)。
    ⑩ 朱政惠:《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述略》[J].《中国研究动态》2004年第1—2期。
    (11) 红音:《金·史密斯和他的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来源:藏人文化网(www. tibetcul. com)
    (12) 有关金·史密斯教授(Ellis Gene Smith)的相关资料引用了红音的《金·史密斯和他的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并进行了整理。还可参见李若虹:《美国藏学家金·史密斯及其新书介绍》[J].《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97页。
    (13) “喇孜”是藏语,据该馆相关资料介绍,起名“喇孜”有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藏人在山顶上堆积砾石堆并在其上面树立旗幡,有时还有木箭、木剑和木矛并用绳 子捆在一起,以祈求得到居住在湖泊,山岭,河谷和土地、和山洞的神灵们的保护。这一习俗源于藏人的民间信仰。“喇孜”的第二个含义表示山顶。藏族民间信仰 认为,山顶是通往圣地的信道,同时也是各路神灵居住的地方。比如,西藏的传说五位长寿姊妹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最重要的山峰上,她们分别掌管着人们的 寿命、洞察力、珍贵物品和牲畜。由此可见,“喇孜”还寓意神圣性。
    (14) 格勒:《藏东牧民——人类学田野考察笔记》,资料来自http: //www. cwru. edu。
    (15) 此书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16) 程早霞:《美国对中美关系中“西藏问题”的研究评价》,《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