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 原载 《南航杂志》

PS:今天再谈斯特劳斯学派有点炒现饭的意思，Wolfowitz也已经下了台，新保守主义潮流似乎也不比几年前那么热火，不过这篇骗钱的文章却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大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以自由探索为宗旨的大学，最终还是会培养出一代代的意识形态弟子？这到底是大学和政治的错误，还是我们的哲学方向，本身就出了一些问题？

                           

      2007年3月1日，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前往加纳参加其50周年独立庆典活动，开始了他长达十余日的非洲访问，一路上他高调表示要和欧盟一起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援助。或许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位前往非洲扶贫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曾经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伊拉克战争的重要策划者。
     就在伊战正酣时， 2005年3月16日，布什总统提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世界银行新一任行长的侯选人，31日，经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的匿名投票，沃尔福威茨顺利当选为世界银行第10任行长。不过就在布什提名沃尔福威茨之后，很多国际组织与国家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位沃尔福威茨主导参与了被广为诟病的伊拉克政策，而他及周边的一群华盛顿精英，早在2003年，就被《纽约客》杂志的资深记者赫什批评为是一伙以“精英主义”、“反民主”和“单边主义政策”为政治立场的新保守主义派。
                    
斯特劳斯和他的弟子

 

      随着《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的跟踪报道，这群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又迅速和另外一个诡异的名字联系起来，那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古典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一位整天研究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和美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拉扯上关系。如果对此还表示疑问的话，或许大家要牢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思想统治的。”斯特劳斯这位政治哲学，他本人并未直接参与政治，但是他却通过其极具鼓惑力的教化方式，培养出几代门徒，而这些门人或许并不熟悉柏拉图的真义，但是却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哲学天生就是政治性的。
      这该如何理解呢？斯特劳斯并没有如孔子般周游列国来寻求一官半职，而到是他的那位法国朋友-科耶夫，原来是整天在巴黎高等学校讲黑格尔的讨论课，但是却一朝进入戴高乐政府任高官。相比起来，斯特劳斯到是恪守教师本分，从1949年被聘请为政治系教授之后，就再也未离开这里半步，再怎么看也只是一勤劳本份的教书匠而已。但是当今德国最著名的斯特劳斯研究学者迈尔却在《为何是斯特劳斯》一文中表示，进入芝加哥大学是斯特劳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因为就是在这里，他发展出一个学派，而直到今天的美国的精英大学中，到处都有被称为斯特劳斯分子的政治哲学教授。而他培养的一些徒子徒孙，已经开始渗入美国最高政治权力系统。前面所提到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按辈分而论，应算是斯特劳斯的徒孙，他的博士导师就是斯特劳斯的大弟子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 而他另外一位导师则是数学教授Albert Wohlstetter, 这位名教授同样也是位军事战略家，沃尔福威茨在这样的指点下，有如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剑，难怪他才会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制定出“武力输出民主”的伊拉克政策。
      事实上，斯特劳斯的前几代弟子，大多是从芝加哥大学送到各个美国的精英大学任教，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美国学院里情况，就会发现，最好的大学中总是充斥着斯特劳斯的弟子或者信徒们。如德克萨斯大学里就有目前为止在世的最著名斯特劳斯门徒之一—庞格(Tom Pangle)夫妻俩；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也几乎都是由斯特劳斯门生掌控，如 Michael Zuckert, Cathryn Zuckert以及Walter Nicgorski；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则是由Dick Allen等人掌权；耶鲁大学的古典政治哲学同样也是由斯特劳斯学的信徒控制着；而作为思想策源地的芝加哥大学，更是集中了斯特劳斯的得意弟子们，如Joseph Cropsey, Nathan Tarcov等等。

                       

 

     正是依靠芝加哥大学这一基地，斯特劳斯学派今天仍然在不停的输出门生信徒，占据了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政治哲学教职。我所认识的一位研究柏拉图的美国教授曾告诉我，要去美国读政治哲学，基本上找不到没有斯特劳斯信徒的地方，而一旦进入门下，那么就得闭上嘴，接受那一套被奉为清规戒律的斯特劳斯信条。正是这种严明的门规，几乎所有的斯特劳斯信徒都小心翼翼，不敢逾越斯特劳斯的隐晦教义，少数的例外之一，是经过法国革命洗礼的Stanley Rosen，他虽然直接受教于斯特劳斯，但是对其老师某些神神叨叨的教育表示不屑，因此一旦出了山门，就公开反叛。
    另外一位著名的反叛者，则是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的他，被斯特劳斯深深吸引，当时的斯特劳斯，是芝加哥大学青年学生的精神偶像，无数最聪明的学生蜂拥而至，成为他的门徒。罗蒂也自然不例外，据他回忆，他曾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去通读柏拉图，但是最终他发觉，他并不能看到斯特劳斯所描述的真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都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当他离开芝加哥大学转去耶鲁大学读博士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最终也与斯特劳斯学派决裂。在他访华接受访问时，当记者好奇的问他，当中国学界开始关注斯特劳斯的时候，他作为早期的学生，会怎么看待斯特劳斯。罗蒂一方面对中国的斯特劳斯热感觉惊讶，一面强调，斯特劳斯并不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因为斯特劳斯对民主社会危机的强调并没有解决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
    Stanley Rosen曾回忆，斯特劳斯在课堂上说，哲学家是要撒谎的，台下那些中产阶级子弟个个瞪大了眼睛。在他看来，斯特劳斯吸引了一群只会读书的良家子弟，由于现实世界极难翻身，转而在读书生涯中谋得自我满足，而一旦得势，则又会强硬异常，甚至有人评价说，斯特劳斯弟子们是一群一心想报仇的书呆子。
     这些坊间传闻虽然好笑，但是却不无些许道理，为什么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哲学家，会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发挥如此隐秘的作用，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哲学与政治结合的方式在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的死而宣告结束，而今天斯特劳斯却依靠一所大学让其信徒们有机会参与最高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世界，到底是喜还是忧？
     为什么斯特劳斯今天成功的影响了美国政治？或许最为重要的原因而是，原本经过现代学院专业化的洗礼之后，大学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弱，但是斯特劳斯却认为，所谓哲学家，乃是一些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人，而这些人由于老是和时代主流价值作对，因此常常受到迫害，因而哲学家最好的保存自己的方式，就是教育学生，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并且实施他们的政治理念。
     在这样的教育方针指引下，芝加哥大学通过现代学术机制，生产出一批批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和上面提到的沃尔福威茨一样，另外一位斯特劳斯的信徒威廉•克里斯托(willam Kristol)如今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师从斯特劳斯思想权威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 而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党未来规划”的智囊团以及新保守主义的代表杂志《旗帜周刊》，而他如今已经是共和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类似这样分布在华盛顿的斯特劳斯信徒们不在少数，如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Carnes Lord,曾经差点进入最高法院的Robert Bork以及已经在最高法院内部的Clarence Thomas等等。
      斯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所树立的实践典范也让其弟子们深知，要成功的扩大影响力，就得在学院内部不断繁殖生根，依靠学院的教育能量，吸引更多的人力与物质资源。沃尔福威茨在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就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两年，后去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aul H. Nitze高等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就任院长，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公共知识分子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是此时被沃尔福威茨延搅过来，而他们俩的友谊应该从康奈尔大学时就已经开始，在那里，他成为了斯特劳斯学派的信徒，而且通过沃尔福威茨，他甚至在里根政府里获得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只是这位同是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弟子的日裔美国人，如今却离新保守主义路线越行越远，甚至公开决裂。也可见一旦在学院中成名立万，斯特劳斯学派的控制力也并非滴水不漏。

 

 

     有趣的是，就是在芝加哥大学，还曾经有一个同样名满天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当中最为有名代表之一的就是最近去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一学派虽然也在政界、工商界影响巨大，但是却始终保持着松散的结构，并未形成如斯特劳斯学派般的紧密共同体。原因之一是因为弗里德曼的四位主要导师都没有将这一理论传统并没有任何著作，而大多都是口述传承，当弗里德曼宣布这一学派时，其他经济学家甚至攻击他以其导师为名，兜售他的私货，所以尽管芝加哥经济学派大名鼎鼎，芝加哥大学内部却充满了争议，这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案例了。
     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术机构—社会思想委员会，美国的其他大学几乎没有类似的学术组织，它是著名经济史家勒夫(John U. Nef)在1942年创立的，初衷是为了扭转美国大学生人文学科训练越来越专业化和视野狭隘，因此他和校长哈金斯等实权人士一起，创立了只招收研究生的社会思想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所开设的课程，全部是哲学、历史及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读到康德，或者从希罗多德读到莎士比亚，开设课程涉及面之广之深，都让一般的大学博士生叹为观止。在这样的环境中，博士读个十年八年的都是常事，对于委员会而言，这些博士生都是有可能产生原创思想的候选人，因此让他们能在这里熬个数年，也是值得的。不过有趣的是，由于斯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曾在委员会任职，社会思想委员会也常被连带着看成“反动思想的堡垒”。不过公平而言，委员会的成员相当庞杂，也并无太强的宗派色彩，比如自由主义理论宗师哈耶克就曾经在这里任教。
      无论如何，芝加哥大学作为世界名校，其学术思想活力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而这可能要主要归功于它的两任校长威廉•哈珀和哈金斯，正是他们，将芝加哥大学定位成结合美国人文科学和德国研究传统的教育机构，而且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这使得芝加哥大学在今天学院日益分科化的趋势下，仍然能培养出一批批有着整体视野的学者，尽管他们中的很多看上去古怪异常，甚至以反潮流为荣，但是或许正是这样的个性与标新立异，才使得这所大学保持着源源不绝的思想活力和独创精神。

           昨夜和晓渔、猪肉及小刚等一行听完胡德夫的演唱会，心中翻腾出很多的想法，但是今日全天有课，并无时间将这些感想整理，拖到此刻来写这场具有典范性意义的音乐会，虽然已经无法复原当时的那份激动，但是却又产生了一些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台湾民歌运动发轫的1974年，我尚未出生，也并非生长在台湾，当然无法感受台湾民歌运动所在时代脉络的直接经验，因而我的一些理解，未免有太过观念先行的倾向，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台湾民歌运动的整个把握，要么来自于跟随哥姐辈人的聆听经验，要么来自于晚近台湾的一些关于台湾民歌的出版物，比如张钊维的那本《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等等，因而并无法深入探究台湾民歌人物的内心情感部分，这虽然是个缺憾，恐怕也是难以弥补的了。

         本来预定八点半的音乐会，不知何故，延迟到9点左右才开始，而4LIVE空间有限，而且涌入四百来人，狭小的空间难免有闷热之感，我们尽管不断的向前移动，但是仍然无法清晰的看到舞台上的全貌，更遑论拍照，这也让我的拍照计划还未开始，就遭到重创。现场不停有掌声与嘘声来催促演出开始，好在当胡德夫一进场，就引起一阵欢呼和如电闪般的闪光灯，其实从当时酒吧的灯光来看，并不适合用闪光灯来拍摄。

       胡德夫的的现场演唱当然是一流的水平，歌曲比如“牛背上的小孩”、“太平洋的风”，包括“匆匆”都有惊艳之感，KIMBO的嗓音现场穿透力，非到现场聆听无法领略他嗓音的沧桑与浑厚的韵味，从一开场，就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唱歌的投入程度，并不是某种程式化的表演，这些歌曲本身就是他的生命中的不同片段，无论何时唱起，或许都关涉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自然不能用表演来轻易打发。这也或许是他入行40年，才发表一张录音专辑的真正原因。演出前，我心里其实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唱什么，还在好奇他会说些什么，因为歌曲涉及到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并无太多发挥余地，而我之前猜测他会选择以“美丽岛”作为压轴歌曲，最终的演出也证实了我的猜测。

     那一夜里，他说的话并不多，有关于中国的，有讲给两岸人民的，也有诉说给上海听的，我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某种焦虑，关于中国，他开篇就坦言上海在他们大中国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而他如今身临这样一个既遥远而亲近的情境，未免有近“乡”情怯之感；关于两岸，他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感和对和平的希望，这样一种姿态自然可以作多种的解读，和走向台独立场的杨祖裙相比，胡德夫由于在民歌运动发展过程中，最终退缩到原住民的歌谣文化之中，这让他与今天台湾泛滥的外省与本地族群论述之间，都存在一些距离。当年杨弦发起的“中国民歌运动”，本意是在中国与西方文化认同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但是却因文化人对于“中国”的认同出现分歧，所谓“中国民歌运动”最终其实走入一个以本土认同为导向的“台湾认同”方向，杨祖裙今天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政治的选择，而是当时发起的“民歌运动”的一个自然逻辑，当你开始追问，你是谁的时候，对于台湾的文化人而言，其实就开始了一个漫长而未必能期待结果的认同的流亡，所谓台湾本土的认同，由于各种原因，注定只能是政治建构性的，而无法在文化上获得持续的资源，民歌运动后期的难以为继，其原因未必仅仅是音乐形式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音乐在时代精神上，已经无法解决台湾的本土认同问题，而流行音乐的崛起，也未必能解决这一问题，而更象是一个逃避。而对于胡德夫，当他追寻自己的认同时，他回归到卑南族之中，却奇妙的回避了以民谣文化塑造台独认同的困境，或许说，他找到了原住民这样一个缓冲的身份，让他可以稍微从容的来看待台湾本土认同与大中国论述之间的问题。

     但是他最终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两岸关系对于台湾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退缩到原住民的部落中也要面对某些未来的问题，他希望两岸的和平，当然不是为了想成全一个大中国的论述，而是对现实的某种无奈的呼吁。当他最后唱起“美丽岛”时，我也在一旁大声的歌唱，在那一瞬间，我可以理解“认同”的真实性，那是一种对自我的某种生命性的呼唤。但是悖谬的是，当李双泽写美丽岛时，他仅仅走出了区别西方文化的第一步，但是最终这样一条认同的长征之路，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也需要与大中国文化相区分的格局，未免显示出历史的“诡计”之处。

     他以美丽岛作为压场歌曲，本不出人意料，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北京的演唱会以“美丽岛”与“少年中国”作为安可的曲目，而在上海却没能演唱“少年中国”，而我旁边的一位朋友大呼：“胡德夫！少年中国！”我本欲直呼“KIMBO”的名字，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他最终并未加演该曲，并不知因何缘故，毕竟有朋友透露，他的嗓子如今已受到相当的损害，无法长时间延长，最后的加演，他也只是跟随乐队轻和。而他所现场演唱的美丽岛版本，也省去了结尾处关于“福尔摩沙”的歌词，这样一个细微的举动似乎显示出他的某些谨慎用心。

     李双泽的“美丽岛”与“少年中国”，在当年的情境下，本身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前者以生长于斯的台湾作为与西方文化区分的素材，后者则以遥远的中国大陆想象作为背景，显现出台湾认同在那个历史时刻的微妙，不过这样一条认同想象的发展过程中，“美丽岛”的想象不断扩展，而“少年中国”的大中国形象则被逐渐压缩，杨祖裙走向了“本土认同”的不归路，而胡德夫却得以在原住民的文化中尚得喘息，得以继续“唱自己的歌”的精神，但是这样一个退缩，已经呈现出难以挽回的颓势，毕竟，当年那样一种“唱自己的歌”的精神，本是一次确认自己是谁的精神努力，但到了今天，却发展出多种不同的迷思，剩下胡德夫这样一位因种种原因而保持了某些朴素品质的音乐活化石，最终成就了被台湾民谣之父的名声，或许也是他当年也未曾想到的结果。不过我好奇的是，对于今天的他而言，又是如何看待“美丽岛”与“少年中国”之间的纠缠，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胡德夫而言，未尝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这一夜的现场，气氛不可不谓HIGH，但是身边几位新新人类扭动的姿态，未免让我感觉他们有点情境错置。不过，当中大家与陈永龙一起合唱大武山的孩子以及与胡德夫一起合唱美丽岛的时候，还是让人颇为感动，不过合唱者的数目听的出来，仍然寥寥。我很怀疑，当天夜里的那些观众是否了解，台湾民歌的运动史背后，包含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上海这样一座城市，认同危机或许从来就没真正发生过，这里的所谓国际化和多元化，其核心精神在于取消认同问题，他们所有的对自己的确认，都可以附属在西方那样一个大的现代化叙事上面，以此搁置认同问题，因此，在这座城市，有空虚无聊、有孤独焦躁，但是却并没有“自己”的歌声，因为他们的认同，寄托在一个异质文化的符号上面，JAZZ、BLUES这些能够构成上海流行音乐的底色，但是却把我们是谁的问题依附在西洋音乐的内容上面，民谣却由于苦苦追问“我是谁”的问题，而无法切入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我不知道这样一种与台湾当年民歌运动前相似的处境，是否意味着上海也将会发生类似的民歌运动，或许对于上海而言，“唱自己的歌”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诉求。

     胡德夫来过了、说过了，也唱过了，但是他用一生的心灵之旅所演绎的歌曲，对于上海而言，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留存的记忆或许不待多日，便会消逝的无影无踪。这并非是胡德夫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这样一座城市的某些暧昧之处，已经让我们难以理解民谣的某些精神。

 PS：由于现场的拥挤与灯光的变幻，我虽然抢拍了不少片子，但是满意者了了，附上两张尚觉不错的片子，与大家分享。而陈永龙的“大武山的孩子”与胡德夫的版本相比，颇有一缕清新的气息，颇让我感觉惊喜，也上传至BLOG。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夜只有四百余观众，但是在里面也还是碰到几位认识的朋友，上海或许很大，其实有时候也很小。

    

       这几日终于将论文打印送交完毕，虽然还有一些部分有待最终修改，但是至少这几日已经轻松许多。前天闲来，将早买多时的一套Borodin四重奏的60周年纪念盘拿出来看，不看不知道，居然有机会目睹Valentin Berlinsky的大师风采，DVD中专门录制了他讲授大师班的过程，我分了两次看完，里面不仅教授精彩，而且Berlinsky和Shotstakovic以前曾过从亲密，也透露出不少八卦猛料，不过对他而言，那些记忆都是严肃而深刻的。

      首先这个Borodin Quartet的历史就让人惊奇，早在1945年苏联时期就成立，创立者是Valentin Berlinskhy,而且当时这个四重奏一直得到Shotstakovic的指导，Berlinsky还记得当年他们去肖家演奏他的第8号String 四重奏作品（110）时的情景，Shotstakovic按照他所习惯的“剪刀绞”的坐姿听完演奏，当演奏完之后，他站起来说了一声谢谢就离开了，Berlinsky也不敢轻易离开，就在那里等，过了5分钟，10分钟，Shotstakovic还是没有出现，最终他的夫人过来告诉大家，说代表丈夫感谢大家的演奏，而他将会给他们打电话。按照Berlinsky的说法，当时老肖已经是超级大腕，而他们都还是学生辈，而且SHOTSTAKOVIC从来不会给人就音乐问题主动打电话，怎敢奢求？结果就在当晚11点，Shotstakovic打来电话，兴奋的喋喋不休，后来才知，听完演奏后，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只能暂时离开，在电话中，他恳切的对Berlinsky说， 请你们以后就象今天这样演奏！

      当Berlinsky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是极其严肃而动情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Shotstakovic充满了尊敬，而且是对他的作品表示出内心的热爱，他说他曾经演奏过Shotstakovic第8号作品高达480次，而且每次演奏，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尽管他每次都是同样的方式去演奏，但是却有一些东西感觉不同。我想，他所指的乃是演奏的那种瞬间性，从这点上，马友友似乎显得感受不足，他还曾到处询问，音乐的演奏和作品本身到底什么关系，我认为，马友友仍然受困于音乐还原思想的某些观念，但实际上，作品的演奏本身最终发现的是每个人的心灵本身，至于你最终能否体会到作者的意图，那应是因人而异，就如同我们阅读柏拉图，也未必能获得他那样的灵魂经验，而如何发展自己，恐怕是我们借助艺术，借助阅读的重要原因。

     Berlinsky同样详细讲解了贝多芬OP 59号NO。2的四重奏作品，我虽然熟听这个四重奏作品，但是对乐理知晓甚少，不敢妄言。不过Berlinsky的讲授却也让我对这只曲子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不在于乐曲整体的理解，而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比如对延长音的处理不同，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从而阐释作品的整体方向与深度也有相当的不同，而且他由此还讲了一个从RICHTER那里听来的八卦，Richter曾经在上课时碰到一个小男孩，他对延长音的诠释颇有不同，于是Richter问他为什么那么理解，小男孩回答说，当他看到延长音记号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绞刑架！这种艺术的天才的直觉感知让人惊异，因为我可以大致理解他所意味的绞刑架是何意思，那是一种自我与艺术之间的天才直觉的融合，形式与内容再也不具有隔膜，因此感知超越了乐曲本身。

     Berlinsky如今80有余，但是精力依然旺盛，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是对音乐的尊敬与享受，因此在他那里，严肃与活泼奇异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包容性，颇有大气象。

     可惜我手头只有EMERSON和MELOS的贝多芬四重奏全集，只好暂时上传EMERSON的版本，让喜欢的朋友也能感受一下四重奏的魅力。

    

         柴可夫斯基A小调钢琴三重奏曲，作品50号，“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追忆”。

         

 For 《纵横周刊》纸媒如发表，请与本人联系

    

          刚回到家中，心中仍然是激荡万千。

          太多的巧合，本来早就知道上海音乐学院会从4月开始，有一个系列的BACH作品演奏活动，但是整个4月我都在北京和西安，也就淡忘了此事。5月6日暴走，恰好路过湖南路的上交，看到那张海报，MM建议我拨个订票电话，看看5月11日是否还有余票。我拨了过去，那边却说订票电话转移到一位工作人员上的手机上，而且告诉我票已经售完，7号他们才上班，让我第二天打个电话过去留个号码，看看到时候有无退票。平素懒散的我，第二天并未去电，但是今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有退票，这本就是意外了，过去之后，发觉曲目和先前预告的大不一样，本来今晚是德国组曲，但是今天却改成了非常豪华的一个曲目表：

         一，CONCERTO FOR 2 VIOLINS IN D minor, BWV 1043

         二，Brandenburg Concerto No.6 in B flat Major, BWV 1051

         三，Brandenburg Concerto No.6 in D Major, BWV 1050

         四，Flute Sonata in E Flat Major, BWV 1031

         五，Fluet Sonata in C Major, BWV1033

         六，压轴曲更是厉害，恰空舞曲的乐队改编版(Chaconne from Partita for Violin No.2 in D minor_
         指挥是丁芷诺，初看名字很熟悉，似乎哪里见过，但是我对国内音乐界实在知之不多，后一查，原来是和当年俞丽拿，沈西蒂一起组重奏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上交的音乐厅不大，而且和乐队距离很近，乐池两侧也可以坐人，典型的CHAMBER MUSIC的风格，我们去的时候人还不多，后陆路续续的居然坐满。

          今天的曲目除了长笛的两个作品，其他都听的比较熟了，特别是第一个曲目听过多遍，本以为只是温习一次。但是乐队琴声一起，灵魂瞬间如被电击，整个厅中，刹时间充盈着温熙的阳光，感觉自己被一种莫名的东西包围住，只余感动在心中翻转，眼泪也不断的往外淌，但是又担心周围的人看见，只能不停的偷抹眼泪。而且第一乐章节奏本来就是活泼地，我肯定不是中了浪漫主义风格的毒，在这里强说愁。而是一种欢欣的感动，那是一种瞥见了美，却难以言说的喜悦，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灵魂融入一个更伟大的秩序之中，但是却不是席卷而去，而是被圆融的包裹着，温暖而又忘却了自我。当然，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另一个原因是室内音乐的强大魔力，那样一种氛围，刹那间充盈了小小的空间，让身处其中的人，分享着BACH那独特的温醇宽容的音色，当柏拉图说，艺术是除开哲学之外可以获得超验经验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我想如果他能活到18世纪，他肯定说的是BACH。

          对于这种体验，我的语言无疑是贫乏的，或许只有类似体验的朋友才真正理解我所要讲述的是哪样一种灵魂的经验。这种经验与浪漫派音乐的悲情愁别大相径庭，而是超越了音乐主题形式所负载的情感表达，让你不经意的瞥到那更高一层灵魂秩序的吉光片羽，你无从知晓那背后的究竟，更不知道那源自何处，你也丧失了嫉妒、怨恨、崇敬与羡慕，只感觉到被一种更为伟大的秩序所笼罩，但是那绝不是压制，而是接纳与宽容。

        这半年来，所听的曲目其实越来越狭窄，浪漫派的作品偶尔会聆听一二，反复听的只余下BACH与巴洛克时期的一些作品，这是一个现代性不断推进的时代，但是我已看到这个时代的心灵危机已经无法自我弥补和自我救赎，古典派作品于我而言，已经构成了一个自我不断修补心灵的避风港。

        话题转到演奏的具体细节，两位小提琴演奏应该都是上音学生，一位明显沉稳，另一位情绪多变，其中后者在第一乐章表现的十分抢眼，但是他在第三乐章几个乐句却显得十分沉闷，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心性问题，对待BACH，技术上的完美必须辅助于心灵的平和静谧，否则一个浪漫派的心灵去拉BACH，或许还是有些美中不足。勃兰登堡第五号作品的演奏阵容也很强大，小提琴郑炜珉和长笛漂亮MM周佳音都曾在国际上获奖，尤其是周MM的惊艳打扮，引起了观众的一阵骚动。她的长笛当然不错，但是感觉气息还是不够稳定，在一些需要独奏的部分，常显得有些局促。但是好在这是首协奏曲，她的笛声还可隐藏在乐队的背景之中，不至于显得那么突兀，当然，这只是我的聆听感受。

        后面的长笛作品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倪一珍来演奏，于我而言也是够运气了，整体演奏没什么好挑剔的，技术一流，加上作品短小，其他并未有太多感觉。

       最后的压轴曲目也是相当精彩，这首号称一把小提琴奏出世界的恰空，现在改编成一个乐队的作品，或许要找一个能够拉恰空的小提琴手，本身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而这个改编版本把声部分解开后，小提琴不再有那么重的负担，音色整个也变的醇厚温润，让人如沐春风。乐手看起来也十分放松，演奏前指挥和几位大提琴MM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室内乐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想，她们一定是懂的这个道理的。

       演出结束谢幕才知，今天是丁芷诺的70大寿，她的学生还送上蛋糕，乐队奏出生日曲，观众也配合的鼓掌祝福，音乐厅里的这种气氛让人觉得十分温暖。身在上海还是有福的，有不错的室内乐团组合，还拥有一大批能进行良好互动的颇有水准的乐迷，这对于今天的上海朋友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而每周五在上交的室内作品音乐会，也是值得常去聆听的，先前的我由于懒散，失去了很多次这样的机会，今天得由BACH而发现这样一个好去处，以后的周五，又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日子了。

      根据预报，下周五是DOVORAK的三重奏，有兴趣的朋友，或许可以尝试的去感受一下CHAMBER MUSIC的魅力，我想，那肯定是值得的。

       上传了双提琴协奏曲的全曲录音，虽然无法让我重温那一夜的感动，但是心头已然是无限满足了。

        

  

          昨夜为成都一家新成立的杂志写了篇关于上海流行音乐文化的文章，里面谈了很多上海JAZZ音乐的内容。今天早上MM提议要出去暴走上海，本来以前和花生兄也曾经规划过游走上海各街道，今天正好是个好机会，虽然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快6年，但是对于这个城市，仍然时时感觉陌生，这一方面是这个城市蕴涵的内容实在丰富，实难一言蔽之，另则是因为过去的很多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今天看来，要么是一种知识分子生活的无力感作祟，要么是太多前见阻碍了我们去认识这座城市，如今看来，很多观念必须重新铺展开来，或许上海也需要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今天的路线是，先走到普陀中心医院打完我狂犬疫苗的最后一针，宣告历时28天注射生涯的结束。然后乘坐94路到襄阳南路站下，然后从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再沿着复兴中路穿过瑞金路回到淮海路，再进入法国别墅群集中的思南路，后由于未携带地图，欲前往雁荡路而迷失方向，饶了一大圈，才从黄陂南路-太仓路-马当路-兴安路到雁荡路，吃了传说中的排骨年糕，味道乏善可陈，聊可充饥。

        沿着雁荡路就可以进入复兴公园，晃荡了一圈后出来，两人作了今天的一个错误抉择，即把师大方向想象成西南面，于是沿着南昌路到皋兰路和茂名南路，在这里，我发现了传说中的鼎鼎大名的BLUES&jAZZ酒吧，这个上海最为出名的JAZZ酒吧，外表看来极有感觉，最近上海的爵士音乐周还在进行，估计JAZZ粉丝都涌到音乐周去了，这里白天仍然是冷清一片，拍了几张PP后继续往南穿过复兴中路和永嘉路，竟然走到了建国西路，不过在皋兰路也偶然看到一个老的东正教教堂，非常有感觉，可惜今天已经移作他用了。在发现方向出现问题后，我们开始往西北方向走，沿着永嘉路穿越岳阳路到达了高安路，后面的路程也就一目了然，江苏路直到华山路一路杀到武夷路、凯旋路，终于返回师大。

        如果计算整个行走时间，除开中途吃了两顿饭，大概一共暴走了6小时有余，由于在北京踢球脚抽筋，今天小腿明显不适，而且长起了水泡，但是略感欣慰的是，沿路拍了不少好看的PP，也一并发到我的相册上了。

        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是暧昧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可爱之处，有些朋友常常觉得那样一种上海的生活与自己距离太过遥远，而对上海持着爱恨交加的心情，可是于我而言，上海是需要旁观者的姿态的，你不用义愤填膺，也不用委身沉溺，你介入但是无需沉迷，你享受但却保持距离，这是一种游走上海的生活方式，我在上海这么些年，至今才发掘出一种对于我个人而言比较适当的重新认识上海的方式，对于那些对上海保持极端化态度的朋友们，或许会有某些经验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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