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于考试准备，听乐也是断断续续，虽然新买的250G硬盘除开早先的160G左右的储备，新下载的东西最近又超过了40G，Cherly小朋友也警告我这个下载强迫症的毛病，但是就如同购书一样，明知无法穷尽读完，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去藏书的冲动，恐怕我想占有书是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人对知识的那种无穷的欲望，这如同饥饿、性欲等等一样，对于知识的那种莫名的冲动，想试图穷尽人类所有可能的知识，这是读书人的一个梦魇，如稍遇不当，即会陷入一种魔障之中，被占有知识的冲动和过程所控制，人是极易堕陷的动物，尽管对于知识，这样或许听上去比较Charming的词语，我们也应保持距离，有所警惕。当然对于古典音乐的下载，或许我也有所收敛，不过我的主要目的到是想建立一个小型的音乐资料库，或许备着有所用途，毕竟这些DATA，也可陪我四处游荡。

    最近经过Cherly小朋友的介绍，下载到Newgvove音乐辞典，乐迷自然知道这个辞典的权威性，从最早出版到今天，词条均由权威的音乐家和乐评者所撰写，而且不断更新词条，辛丰年也大力推荐该书，很多音乐专家也十分推崇该书，不过略为遗憾的，该书并没有翻译出来， 如此大的工作量，恐怕也难有人胜任，初初查了查SCHUBERT的词条，不仅内容非常详细，而且评点也十分简洁有力，可惜目前尚无时间琢磨，只好留待以后了。

    最近听了Fournier的BACH 大无伴奏，DEVA听后觉得演绎非常个人化，下到的六个版本，我并没有太仔细的聆听完毕，但是已经明显感受到Fournier的风格浑厚典雅，运弓缓慢有力，不作太轻佻的变化，乐句之间的过渡也平缓自然，看的出来，FOURNIER对形式的要求比较注重，不过要想真想领会他前后期的变化，得要认真将这几版本耐心听完比较。

   让我惊喜的是偶然听到的Anner Bylsma的大提琴演奏，以前将他全集下完，也没空听，他的全集到是曲目壮观，不仅BACH大无收齐，而且贝多芬奏鸣也囊括其中，另外还有舒伯特最后一首D956的伟大五重奏等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不小心听到他的BACH无伴奏的SUITE 1的Allemande舞曲，居然拉出的凄婉迂回，让我有莫名的激动，当然对于有的人而言，BACH是一种形式音乐的顶峰，将它拉出浪漫主义风格，未免有点强解BACH，这一问题太过复杂，这里存而不论，不过就Bylsma而言，他自己曾就这个问题说，他一方面否认有本真的演奏这一说，而是认为演奏家都有自己演绎的方式，并无法或者不必充分揣度BACH所试图表达的东西，而是在研究乐谱基础上作自我的诠释和理解。因而试图恢复到BACH时期演奏方式或者试图来寻找到BACH认可的演奏都是可疑的。在这方面，网上有一个访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观他的想法，其中有关他对CASALS的看法，在我看来不乏精到之处。http://www.cello.org/Newsletter/Articles/bylsma.htm。

      抛开这位荷兰大提琴家的音乐理解，他对巴洛克音乐的关注让他的琴声中充满了形式的华丽，但是不仅如此，就如同我在Allemande舞曲中的那一段PIECE中听到婉转迂回，却让我相信他内心的丰富与激情，那无意的流露让我深信，他对巴洛克音乐的另外一种看法，尽管这都是我的一己猜测。当然就如他自己所说， 一个巴洛克音乐家可以在欢乐的时候写下悲婉的曲调，也可在低迷时刻作出欢乐的乐章，而对于贝多芬这样的浪漫主义作曲家而言，自我的内心感受才是最为主要的创作源泉，从这个角度来看，BYSLMA所认为的BACH，乃是一种试图超越自我的音乐，当中并不缺乏悲欢，而是一种不由自我所主宰的深度节制，这样的理解让人感动而且敬畏。

     浪漫主义音乐旋律或悲怆，或壮丽，所映衬的是古典时代的瓦解，那种由人自身与神之间的和解努力在浪漫主义时期荡然无存，贝多芬式的拯救乃是人神两分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无法和解的氛围底下，人类注定是悲怆的结局，尽管有第9的反证，但是晚期贝多芬所陷入的沉思，代表了浪漫主义的绝境，也代表了某种再生的可能，这是否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叛， 恐怕又是一个极难解说的问题，不过贝多芬之后，却无人摆脱浪漫派所面临的现代人神分离的最根本困境，也没有勇气和意志来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因而浪漫派的灭亡之后，注定就是我们所处的平庸时代了，今天我们的聆听，只能化为凭吊而已。

    

 

成庆 还未上报，请勿转载
   
        喜爱古典音乐的群体在今天虽仍不算庞大，比起前上世纪西洋严肃音乐在公众间曾一度的销声匿迹，今日的古典音乐已算是一次复兴。但就以非专业的乐迷而论，中国这近一百年的西洋古典音乐欣赏历史，则是颇为波折的历程。
     上溯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听众就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著名演奏家，以1923年为例，1月就有波兰钢琴家戈多夫斯基举办肖邦专场钢琴演奏会，5月则有著名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在中国举行了两场音乐会，黎元洪也亲临现场欣赏演奏。翌年，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具备音乐会水准的演奏家马思聪远赴法国，学习小提琴。民国时期的西洋古典音乐，已然是一番盛况
     而后的历史变故，使得中国对古典音乐的大规模接触直到上世纪7、80年代才重新开始，这样也造就了几代风格迥然不同的乐迷出来，陈丹青则基本算是80年代的乐迷典型，虽然他长时期驻留美国，但是其对音乐的感悟，却是典型的80年代特征，音乐在这代人的心中，个人性的“冲决网罗”意味深植心中，但一进入90年代的市场洪流，这些个人体验只能化为自我独白。而这以后的“新世纪”乐迷，少有精神缺粮的苦恼，却逐渐纠缠于音响、音质的技术细节之中，发烧友取代了音乐迷，时代的“技术”气质，让古典音乐也沾染了浓厚的科技气息。      
    辛丰年则与以上二类乐迷均不同，他是比较典型的能上接民国古典音乐欣赏传统的老乐迷。其人其文，很多乐迷都已经是较为熟悉，其人生有如一段传奇，1923年出生的他因抗战而初中辍学，后又  参加革命，又早早的退休，赋闲在家，专职爱乐。
    他爱上古典音乐，是因为1939年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对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文章，激起无数联想，从而投身于长达60余年的爱乐生涯。在这本《处处有音乐》中，他即以“杂话《月光曲》二百年”作为开篇，也暗示出辛丰年爱乐的精神起源。接下去的几篇文章的风格也与往常有所不同，在《辛丰年音乐笔记》中的乐评，以个人听乐经验为主轴，作品与版本的比较是主要的内容，但是在近年，辛丰年逐渐开始将音乐史与个人感悟开始融合，纵横捭阖于人、乐、史三者之间，文字也更为简约有力。如“返听德彪西”一文，以作曲家及其作品历史入手，却另起一条个人听乐体验的线索，这样一种互动的解读与阐释，使得文章灵动而不轻浮。而那篇“杂话《月光曲》二百年”更因凝结了辛老先生本人音乐启蒙的特殊体验，而写的情真意切，从当年聆听此曲的懵懂无知，到后来对此曲背景的深入理解，最终体会出该曲第二乐章那“深渊中之间的一朵小花”的独特意蕴，人生与音乐的中那有限与无限的含义，表白无遗。
    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文章算是“乐评”，第二部分则算作是辛丰年的音乐哲学，尽管这些看法，表达的并不体系连贯，但他对音乐的理解却因为对人生这一历程的独特理解而显得意味深长，就如他那位搞文学的儿子严锋的话说，“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音乐的特征乃是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气质，它本身需要人不断超越世俗的一般见解，屏弃名利的无形束缚，更要有投身于沉思生活的热情与勇气，才可能在音乐世界里参悟一二。伟大作品须有伟大心灵者方能体悟，辛丰年爱乐一生，从作品到演奏家，追逐过程肯也如我等乐迷勤恳认真，但是到了今天，那些最终化为对人生的不断审视和理解，才会有他的对人生的总结：“处处有音乐”，音乐最终的意义，或许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而在于人这种有限的载体，如何借助音乐来发现人性的种种美好与缺陷。虽然辛丰年本人似乎并没有如此“上纲上线”，但是其文其意，读来总让人感受到那背后对艺术和生活的热情与希望，人生得以如此，已然是高远的境界了。
   但要追溯这种赏乐的气质根源，我们似又要回到前面所记述的民国音乐传统中去。在本书中的第三部分中，他将写作对象扩展到民国时期的几位音乐家和爱乐人，按我理解，这也最终将辛丰年那神秘的精神根源，最终作了一个总结。他在民国时期开始爱乐生涯，自小接触的音乐作品，也与那一时代的音乐人密切相关，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曾激发起丰老先生对于40年代的回忆，赵对诗与歌的看法，也影响了丰对艺术歌曲的理解，那一种“五四”气质，今日犹能在乐迷中保留者，恐寥寥无几了！
   而其他几篇文章中记述的人物，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恐早已感到陌生，但是在当年，这些名字是与西方古典音乐结合十分紧密的，直接影响了那一代人对古典音乐的接受与理解。如青主（廖尚果）于1920年在德国创作的《大江东去》，被那位以《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文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的萧友梅，赞有李斯特之风，在1930年，青主更以李之仪的宋词《我住长江头》谱曲，开创出近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局面，辛老先生当年听出的，正是这一派既懂西洋音乐，而又不做作的中国之风，可惜这一传统，今日已经告断绝。对于那代音乐家的融合中西音乐风格的努力，辛丰年自己虽侵淫在西洋古典乐至深，但是却不觉也受到那种气质的影响。在他看来，黄自、萧友梅等等音乐家，在那个时代均致力于两个音乐传统的融合，这一点从萧的著作《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就可以了解，他本人不仅在北大教授西洋音乐史，一边则写出《新霓裳羽衣曲》这样中国风格的管弦作品。在辛丰年的文中，对那个时代的音乐人物的追忆虽一方面是个人感情的流露，但从另一面而言，他对中西音乐的理解，却是来源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到今日耄耋老人之时，终于重新回到爱乐之初，就如音乐中的主题重现一般，人生的精神轮回意义，莫不在此了。
   阅读辛丰年的乐文，如观其人生，境界的提升转化，均体现在音乐与人生的交织之中，阅读这样的音乐文字，对我等乐迷而言，当算是幸事一桩了。

成慶

     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檔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目前在大陸引發了思想界的一場激烈論爭，核心爭執點在於對施琅的評價。這部長達37集的電視連續劇，不僅是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重點扶持的“重大歷史題材”作品，而且也得到國務院台辦、國家廣電總局、中共福建省委、中央電視臺、臺盟中央、全國台聯的支持，可以透視出攝製該劇的基本政治意圖所在。

    在這部電視劇中，施琅收復臺灣這一歷史事件，明顯是以歷史的重新描述來確立兩岸關係論述的主調，即統一成為最高的政治價值，歷史人物的形象也在這一標準下重新歸類和排序。在這樣一個政治論述的前提下，施琅成為弘揚國家尊嚴、促進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撇清了他早年降清以及後來背叛臺灣鄭氏政權的經歷。這樣由國家宣傳機構根據政治情勢來塑造主流人物形象的作法並非首次，但是隨之在公眾與思想界爆發的爭論，卻將施琅的形象推到一個更為複雜的漩渦當中，論爭的各方所呈現的觀點，背後展現的是中國大陸從晚清以來爭辯不休的一些關鍵議題，比如漢族中心的種族主義，現代民族國家與傳統帝國，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等等。因而，通過施琅事件的爭論，可以大致透析出大陸目前的一些意識形態光譜，並且也可以挖掘出隨著大陸政治的發展變遷，歷史人物是如何被重新評估和爭議的，進一步可以瞭解大陸在現代民族國家發展論述上的一些困境所在。

    這一場爭論中的核心人物，莫過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的陳明副研究員。在大陸公共輿論界，他一直被看作為“新儒家”代表。他在此劇播出後接受媒體採訪，稱自己是該劇本的幕後推手，並且坦承對施琅有所認同，因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對領土的要求是第一要義，並且認為在兩岸問題必要時不惜以武力來解決。但是這一看法，馬上引起幾方面的駁斥，比較直接的指控，是認為他為施琅早年降清的經歷“漂白”，道德上並不符儒家正統道德；更為極端的，則是指責他是“漢奸”。

    拋開具體的人身攻擊不論，比較溫和一點的，如同屬“新儒家”代表的蔣慶就認為，“施琅大節既虧，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後有何功績，士大夫名節已壞，餘事皆不足論。”換言之他直接以儒家倫理來評價施琅，並不因收復臺灣有功而改變對施琅的評價。李澤厚更為直接的批評說，倫理價值是有絕對性的，施琅作為再三降清者，倫理上的闕失是肯定的，根本不能將他的平復臺灣當作辯解的條件。至於統一這一政治性的目標，李澤厚則是以滿清入關後所帶來的包括文化經濟上退步，來否定所謂“統一”的價值優先性。

     追溯施琅在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形象，基本而言，由於晚清反滿的種族主義話語的影響，更加上抗日戰爭中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施琅作為背叛明朝而降清的歷史人物，顯然不符合漢族VS異族政權的話語體系，因此一直無法得到正面評價。在對公眾甚有影響的金庸小說中，施琅也因為降清而帶有強烈的負面色彩。長期以來，史學界也對施琅並無太多著墨。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兩岸關係成為政治的中心主題，對鄭成功包括施琅的評價開始轉移，慢慢將對施琅的評價放在以統一臺灣的政治標準下來衡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陸主流清史學家戴逸在2003年接受訪談時，大力褒揚施琅在收復臺灣事件上的貢獻，並淡化明朝與清朝作為異族政權輪替的“漢族政權論”。這一觀點，可以看作是大陸史學界現在的基本看法，即以“國家一統”為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前提，有意淡化朝代更替間個人身份的政治倫理困境。

    施琅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則顯得尤為複雜。這裏面牽涉有三層糾纏的問題，一是傳統政治的朝代更替中，關於忠誠與背叛的儒家倫理判斷，是否仍然繼續有效；二是如何解釋傳統歷史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比如岳飛、文天祥等反抗異族入侵的行為，如何在今天合理評價；三則是考慮到以上兩個層面，今天的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種族主義話語以及“大一統”等等政治話語，在這個民族國家的建構當中，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今天由施琅引發的爭論，一方面可以看到“統一”這一政治現實主義的話語，不僅在官方，而且在民間，也擁有大量的擁躉。在這個前提下，統一是最高的政治價值，歷史人物也可以依照此絕對價值來重新定位光譜。但是當遇到如何評價岳飛等歷史人物時，就如陳明一樣，基本上採用的是歷史主義的方式，以不同歷史情境的差別來消解倫理上的困境，並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割裂清朝以後的基準，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版圖完整。

     但是這樣一種論調，有些難以自恰，因為它割裂了傳統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徵，那就是政治與倫理評價的難以分割。在今天的大陸，功利主義盛行，政治倫理標準的闕失是一部分知識份子擔憂的重心，例如蔣慶、李澤厚等人，儘管前者信奉儒家王道政治，後者相信自由民主價值，但是他們都認為，對於政治及歷史人物的評斷，不可脫離一個絕對的道德標準。這個道德標準的內容如何，各有不同的說法，或者以儒家倫理為資源，或則以康德式的絕對倫理為依歸。由於今天的大陸，道德標準在公眾中尚缺乏一套共識，因此並無一套足夠有力的論述來整合公眾道德觀念。

    在這樣一種道德性的要求下面，還有一種聲音，就是以“漢奸”這樣一種種族主義的話語來進行指控，但是這樣一套話語本身到底有多少種族主義的實質，我個人表示懷疑。因為從抗日戰爭以後，漢奸一詞越來越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聯繫起來。“漢”如果仍有區分的含意，也是與日本相區分，而消退了滿漢之類的種族主義區分。儘管在今天的大陸，由於新疆、西藏包括西南少數民族話語仍然強有力的存在著，但是基本上在目前的公眾話語中間，“漢奸”這一類的話語中種族主義色彩並不明顯，更多只是以此表達對“賣國”的指控。而在施琅的爭論中，如指責施琅為“漢奸”，基本上和當下語境有所脫離。由於“漢奸”這一話語的複雜性，很難預料未來的大陸政治話語中，“漢族中心”的論述會如何借助歷史復活。但是基本來看，公眾對岳飛、文天祥等人物作高度評價，對施琅則作負面評價，一是因為前者政治道德上的成就，二是因為漢族與異族這樣一個內在緊張的因素，由於晚清的種族主義話語的遺留而潛藏著發酵。

    對於這樣一場爭論，大陸的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歸結為“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決：他將陳明歸到“國家主義”陣營當中，而將指責他為“漢奸”的網民和知識份子歸到“民族主義”陣營當中。這一區分自然簡要的概括了這一論戰的特徵所在，但是其具體的內涵、以及在大陸思想界中的意義如何，則恐怕需要另一篇文章才能梳理清楚。而值得提及的是，在上海的現行歷史初中教材中，將蒙古統一解釋為“人民都希望統一”，而高中教材則完全將傳統歷史教科書體例更改掉，王朝更替的歷史變成以“大河文明”、“草原文明”等空洞的概念組成的歷史，這進一步的加劇了目前中國大陸歷史教育“去歷史”、“去道德化”的傾向，未來中國大陸公眾對於歷史的理解，將会遇到更嚴重的危機。

    整體來看，施琅事件的爭論，一方面是由於今天大陸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認同危機，由於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平等身份的認同開始瓦解。今天官方試圖依靠“愛國”這樣一套民族主義的論述來整合公眾認同，但是由於民族主義論述的內在複雜性，它又無法回應中國傳統歷史中各種民族英雄與敗類的道德評價。結果，要麼乾脆就無視道德倫理的層面，轉而走向極端的政治現實主義，即“統一”的目標。而這一目標也可以最直接的喚起公眾的“國家”想像，快速有效有餘，但是卻對政治倫理造成了損害。另外一些知識份子則意識到今天民族國家建設中的內在困境，儘管他們也有分歧，但是基本上認為，對於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不應該讓位於“統一”的前提，其中問題牽涉到對中國儒家政治倫理的根本認同，不可輕言廢之。

    如果更為深入的來看，“一統”與“正統”這一對傳統政治概念的內在緊張，在今天仍然在發揮著作用，中國傳統政治中對國家領土“統一”的空間要求，在秦朝得到高度體現，並以此成為“正統王朝”的一個標準。但是另外卻也有以道德標準來判斷政治正當性的線索，如朱子。因此“統一”的功利性目的與“正統”所蘊涵的道德要求，在今天大陸對歷史人物判斷的語境當中，產生了非常微妙的延續與發展。這不僅涉及我們如何來描述歷史，也涉及大陸未來政治文化的發展，值得繼續關注。

 

注：主要的爭論文章都可登陸世紀中國網站查看，目前業已經作成專題，相關地址為http://www.cc.org.cn/newcc/channel_wencui.php?itemquery=2006年4月B ，其他相關爭論也可進入http://www.ccforum.org.cn搜索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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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随着德国与哥斯达黎加比赛的哨响，德国世界杯开幕，宣示着全世界开始进入了“世界杯”月。
    不同时区的人们，顿时都进入了德国时间，不管是巴黎还是北京，足球改变了格林威治的时间标准，也让人觉得全世界的空间只剩下德国一地。人们似乎一下进入了疯魔状态，只因那黑白之物。无论是电视、网络还是广告，无处不见世界杯的踪迹，似乎每一样物品，都必须要打上足球的烙印才是正当的。一位德国的朋友告诉我，连她附近卖的汉堡，都被做成一格一格的足球形状，让她这位非球迷大掉胃口。这分明是一个被足球“异化”了的世界。
     为何足球让人这般疯狂？为何那些球星在这一个月里，宛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和无上的荣耀？政治、商业巨子们，在这一刻，都要让步于那些球星，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此刻，也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观众，足球场上，主角不是她。世界杯期间，人类的生活，分明颠覆了日常性的政治和商业逻辑，变得如酒神狄奥尼索斯般的迷狂和忘乎所以。足球有如一件魔物，让人们回复到原初的激情中。
    仅仅将世界杯进行这样的描述也是危险的，作为全球观众最多的体育盛会，它不仅唤起了全球在竞技体育中所蕴藏的原始激情，似乎营造出一个世界主义般的足球乌托邦，但它也吸纳了当今这个世界的主流商业和政治逻辑，只不过我们视野所到之处，只看到足球而已，却忘记了那背后的几双操纵之手。
    首先是商业力量。直观而言，广告赞助商当然是世界杯的主要支持者，国际足联的15家官方赞助商，每年至少要给国际足联付1500万—2000万英镑。而本届杯赛的21家赞助商，更是让国际足联获得了7.5亿欧元的收入。正是这笔庞大的资金，才让国际足联有能力举办规模如此之大的足球盛会，给各参赛球队提供高额的出场费，另外也得要花更多的钱搞定象本届多哥这样的穷队，只因为该国足协无法给球员兑现比赛奖金。但是拿了钱自然要有所表示，15家国际足联的赞助商首先会拿掉16%的门票，德国足协和175个会员国足协占了15.2%的球票，电视转播商会拿到2%的球票，剩下的11.3%高价票是给普通球迷的。因此，球迷如平日一样，是在足球产业链条的最下游，他们被各种舆论影像刺激起对足球的狂热，同样也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来观赏所谓“球迷的盛宴”，这简直就是萨伊定律的21世纪版本，即需求是被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在这么庞大的“真伪球迷”群体中，真正对足球竞技本身拥有持久兴趣的，本是少数，而大部分的观众，都是受到各种舆论广告所影响，被刺激出一种强烈融入主流文化现象的欲望，以免被孤立，在这点上，世界杯和“超女”均是如此。
   因而，球迷本不是天生而自发的，他们同样是可以被生产出来的，在今天这个由跨国企业组成的庞大的生产、消费和营销的产业化链条中，能被制造的绝不仅是商品，而且还有消费者，这与当年萨伊定律的前提固然有所不同，因为萨伊会认为，人们的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日常消费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对娱乐和精神消费的欲望却被无限制的唤起，国际足联和跨国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激情与梦想”的足球乌托邦，他们告诉观众说，足球可以消铒差异，带来公正与平等，足球本身代表了人类对自身的某些理想主义化的期许。但是商业逻辑却告诉我们，在球迷狂欢的时刻，正是跨国公司弹冠相庆之时，因为生活注定要归于日常平淡，狂欢注定只是短暂和偶然的，在这个时代，只有商业逻辑，方可持久不衰。
     世界杯带来的另外一个神话，则是“天下为公”式的普世主义。这样一个神话，似乎是对抗民族国家架构下的国际政治模式，力求勾勒出康德所追求的“永久和平”的蓝图。但是从世界杯开幕之日，足球就和“认同之战”纠缠不清，在阿根廷第一场同科特迪瓦的比赛中，马拉多纳亲临观战，阿根廷球迷集体高呼“迭戈”，在他们的心目中，迭戈不仅是一位球星，而且是一位带领阿根廷人民宣示伟大力量的英雄，只有他，才能在常规战争之外寻找到复仇“马岛之战”的机会。在1986年，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和一记“千里走单骑”，击败了英格兰，他回答说：“赛前采访我们当然说足球和政治无关，但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复仇，为那些在马岛死去的阿根廷小伙子。”对于他而言，足球就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如果有人试图将世界杯描绘成一场抹平认同差异，甚至否认民族主义的集体行动，将是极为幼稚的。表面上看来，世界杯充满全球性普适化的色调，“公正”、“平等”等等价值是主流媒体一直宣扬的基调，但是世界杯背后所酝酿的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之战。在赛场上，我们彼此以国家认同作为区分的标准。那些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更以足球作为彼此复仇的机遇。世界杯宣扬的从来不仅仅是普适性的体育精神，而夹杂了民族主义的认同确认。
    虽然这种民族主义看起来并非那么直接和激进，它更多的是呼唤起球迷对自身认同的确认，在球场上，以此形成壁垒分明的双方，就算再温和理性的人，进入球场，都会迅速被改造为一个有强烈归属要求的个体，在球迷的欢呼声中，我们寻求的一半是足球，一半却是自我的归宿。在集体行动的浪潮声中，我们寻找到自己的家，寻找到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认同根源，那仅仅是因为，世界杯打造出一个比战争要安全和平很多的认同之战的舞台，我们的观赏，固然有为足球本身迷狂的因素，但是那一种寻求“家”的乡愁，却促使球迷们强化自己是某某国人的身份。
    虽然这样的民族主义，看起来已经温和理性很多，但是它却是民族国家冲突中的一个潜藏线索，世界杯不但没有提升普世主义的情怀，却加强的是民族主义的认同意识。因此我们方可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球迷绽放四处，身边的朋友，言必及世界杯。参加世界杯的参赛国的球迷，固然可以夜夜笙歌，享受着集体认同行动的迷醉，被排挤在决赛圈外的人们，也可在这场虚拟的认同战争中，强烈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刺激，在这个时刻，旁观者并非绝对旁观，一旦当我们自身介入其中，“战争”便可真正发生。
   世界杯已经临近偃旗息鼓，淘汰赛的残酷已经制造出高潮迭起，泪水和欢呼开始成为比赛的主题。当中央电视台以“象英雄一样离开”的口号送走一支支被淘汰的队伍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英雄从来就不是和平主义式的逻辑，而是荣耀。就如古希腊斯巴达的莱克格斯所言，“对于勇者而言，战争最好的奖赏就是自由和荣耀。”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所追逐的狂热，其实明白无误的暗示出，世界杯就是一场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荣耀之战”，只有为了那或远或近的英雄之梦，我们方可如此奋不顾身的投身进去，而不知自持。

 

     1：1，点球射失两个，Ayla,Cambiassio,阿根廷出局。

     我的世界杯已结束。